要点

  • 一则阿伦塔人的记述讲述了一位未来的治疗者如何被杀死、内在被重新塑造,随后复生。
  • 蛇崇拜的解读将其视为一段记忆:人们建构出一种自我,使之能够在先前身份的丧失及相互竞争的能动性主张中存续。
  • 仪式提供了一种体验这种转变的方式;名字、教导和认可则有助于维持这一转变。
  • 现代的类似事例包括托利一夜之间的转变,以及一例获得支持的致幻剂治疗临床个案:患者经历死亡与重生后,强迫症迅速改善,后来又复发,但得到了控制。
  • 这些类似事例有助于阐明一种关于自我性的历史假说;它们既不是对祖先的诊断,也不能确立一种治疗精神病性障碍的方法。

入门者获得新的内在 #

在一则阿伦塔人的记述中,一个男人躺在爱丽丝泉附近一个洞穴的入口处睡觉。 看不见的存在杀死了他,把他带进洞穴,取出他的器官,换上另一套。 当他返回时,他有了一个新名字和新的力量。

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在1932年修订版的In the Beginning中讲述了这一阿伦塔人巫医的入门仪式。这些存在是Iruntarinia,史密斯将其描述为祖先或在世之人的分身。 史密斯通过埃及的防腐处理和奥西里斯来解读这一情节:死者复生为一个更强大的存在。他的资料来源是鲍德温·斯宾塞的The Arunta。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一操作本身。候选者在器官被取出、另一套器官被装入之后活了下来。 (Smith, pp. 68–69.)[^account]

蛇崇拜的解读从这里开始:死亡与重生的入门仪式保存着一段关于学习塑造自我的记忆。一个人可以承受一种身份,或那些似乎支配着他的力量的死亡,并发现仍有某个人留在体内。返回的人随后可以获得名字、接受教导并得到认可。一种令人恐惧的不连续性成为了更持久生活的基础。

这进一步探讨了意识的蛇崇拜核心的一个问题。 一个有机体可能先获得新的能力,而后才逐渐学会如何稳定地运用这些能力生活。一个能够为其他心智建立模型、记住它们的判断并听见自身思想的心智,获得了一种非凡的力量。它也拥有了一群可能的发言者。成为一个自我,需要以某种方式决定谁代表整体发言。

一个心智可以容纳不止一个主张者 #

我们通常倒过来讲述这个故事。先有一个我,然后这个我产生相互冲突的念头。它既想离开又想留下;它谴责某种欲望,同时又追逐这种欲望;它想象父母会说什么。这些事件有一个单一的主人,被视为理所当然。

但拥有一种体验与经历它,是两种不同的成就。一条被记起的命令可能感觉像是来自他人的指令。一种恐惧可能成为看待整个世界的视角。一种角色可能如此彻底地组织一个人的行为,以至于另一种生活方式几乎无法企及。问题在于,这些事件如何被汇集到一个具有足够连续性、能够采取行动的生命之中。

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中对这一问题作了精确的表述。在他关于分裂的自我与皈依的讲座中,各组目标争夺中心地位。当它们的组织方式发生改变时,转变便会出现:曾经居于边缘的东西成为一个人生活的立足点。他使用的短语是“他个人能量的惯常中心”。(James, Lectures VIII–IX, especially pp. 193–197.)

这为我们提供了自我的各个部分这一说法的一种有用含义。一个部分可以是一种行动方式、一种身份认同、一个被记住的权威,或一组反复取得支配地位的预期。它不必是一个被封闭在颅骨里的微型人物。若干这样的组织都可以对同一个身体提出主张,各自在短时间内将自己的优先事项呈现为全部真相。

精神分裂症并不是这种日常多重性的另一个名称,也不是解离性身份障碍的另一个名称;癫痫又有所不同。不过,精神病学研究确实认真对待自我性紊乱。路易斯·萨斯和约瑟夫·帕纳斯以自我临场感的改变以及自身某些方面变得奇异地如同客体的体验来描述精神分裂症。临床上相关的问题包括一种体验如何属于其主体,而不只是存在多少个声音。(Sass and Parnas, 2003.)

这一演化假说认为,一个稳定的体验主体必须变得更容易形成和维持。早期的人类生活形式可能容纳了一种更为分裂的能动性体验,思想和命令被分配给祖先、灵体和社会角色。这是一项关于体验组织方式之历史的假说,而不是对史前人类的诊断。当代阿伦特人拥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和人格理论;他们不是尚未完成的人类心智的活标本。

人在活着时,什么可以死去? #

关键的发现可能是,一种发号施令的身份可以终结,而有机体并不随之终结。受惊的孩子、被附身的受苦者、受某种特定要求支配的人:每一种身份都可以不再界定在场者是谁。体验仍在继续。有人可以回望过去,说那先前的生活属于一个已经死去的人。

在这一解读中,仪式性死亡杀死的是一种自称为整个自我的主张。它的力量来自使这种丧失感觉彻底无余。一种新身份因此成为可能,因为旧身份不再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利来回归并取得支配地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他部分可以死去。它们的记忆和能力不必被摧毁。终结的是它们的主权。一种冲动可以成为我所体验的东西,而不是我所是的存在;一条被记起的命令可以成为记忆,而不是我的主人。幸存者获得了选择的空间,能够在那些曾声称要替他作出选择的事件之间作出选择。

洞穴的记述使一种内在转变具有了身体形式。器官是人的具体组成部分。替换器官所表达的变化过于广泛,无法仅以学到一个新事实来描述。旧的内在消失了,然而人还活着。史密斯所说的新名字使这一断裂在社会世界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人们可以将返回者视为一个拥有不同地位和不同力量的人来称呼。

身体在场与跨越时间叙述的生命之间的区别在这里有所帮助。仪式性重生不必从无到有地创造感觉或觉知。它可以重新组织那个汇集体验、预期未来并对身体行为负责的身份。突破之处在于,一个人能够在对自身的一种叙述崩塌后存续,并维持另一种叙述。

返回比死亡需要更长的时间 #

这一记述的较早版本包含一个史密斯的概述所遗漏的细节。在The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1899)中,斯宾塞和吉伦描述了候选者返回后数日的奇怪行为,并使用了“insanity”(精神错乱)这一历史用语。当他出现时鼻部横着一道木炭与脂肪混合物涂成的条纹,人们便认定他已经康复。此后,他要等待大约一年才开始行医,并向资深巫医学习。 (Spencer and Gillen, chapter XVI, pp. 523–525.)

这一顺序很重要。死亡是一个事件;成为返回者则是一门需要习练的功课。叙事为一种令人不安的体验提供了一个归宿。其他人认可这一过程的完成,而学徒训练则为新身份提供了可以从事的活动。治疗者的力量在义务、关系和习得的实践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记述中的要素它在所提出的解读中的作用
死亡先前的身份失去了对这个人的最终主张权。
内在的替换变化被体验为从内部重新塑造这个人。
新名字和新力量返回者获得了一个公众能够理解的身份。
认可与学徒训练其他人帮助使这一身份持久稳固。

这一解读使所提出的机制具体化:一次断裂的体验变成了一种可以践行的生活。

现代研究表明,文化教导在能动性体验中发挥着实际作用。塔尼娅·卢尔曼及其同事访谈了美国、印度和加纳的六十名精神病性障碍患者。对声音的描述在三个地区有所不同,包括这些声音显得具有关联性或威胁性的程度。一项后来的研究考察了二十二名不需要临床护理的幻听者,发现许多人描述了学习如何解释和应对与灵体交流的过程。有些人寻求一种实践,以组织他们已有的体验;另一些人则描述了在开始某种实践后出现的体验。文化框架既可能塑造人们如何理解体验,也可能塑造人们体验到什么。 (Luhrmann et al., 2015; Luhrmann et al., 2023.)

因此,一个能够发挥作用的自我可以包括与声音和灵体的关系。自我的连贯性并不要求内心世界空无一物。它要求有一种方式,能够与其中的居民共同生活,而不致不断被剥夺自主权。这使训练和认可成为这一论证的核心。仪式所达成的,将是与相互竞争的力量建立一种新关系,并由一个知道如何对待返回者的共同体加以维持。

通过死亡与复活讲述的现代人生 #

埃克哈特·托利对这种分裂作出了异常直接的表述。二十九岁时,在经历多年焦虑和多次伴有自杀念头的抑郁发作后,他躺着无法入睡,反复想着:“我再也无法和自己一起活下去了。”随后,他觉得这句话很奇怪:“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那个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生活的人,与他再也无法忍受的自我,已变得可以分离。他描述了恐惧、坠入内在虚空的感觉,以及随后醒来,发现世界仿佛重新焕发了生机。他说,自己经历了五个月不间断的平静,此后这种平静虽不那么强烈,却持久地存在于内心深处。他后来的解释是,受苦的身份崩解了,而觉知仍然存在。 (Tolle,The Power of Now,导言。)

这是一则关于自我体验突然改变的第一人称叙述,而非经临床验证的治愈案例。它的相关性在于入会仪式图像所揭示的一个精确发现:感觉上构成整个自我的东西可以消逝,而仍有人留下来体验世界。

一个临床案例将自述的死亡与重生体验,同临床医师评定的症状分数联系起来。2022年,耶鲁大学研究人员描述了“丹尼尔”的案例;这是一个化名,指一名三十三岁、长期患有难治性强迫症(OCD)的人。在一次有监督的裸盖菇素疗程中,他感觉自己“整个身体化作堆肥,融入大地”,随后又描述自己“重新长回了自己”。他体验到自己变成一棵树,又重生为人。在首次整合疗程之前,他的急性强迫症评分在48小时内从23降至2;12周时,他的标准严重程度评分为零。他将自己新获得的、接受强迫性恐惧的能力归因于经历过死亡。该项目包括准备和后续支持。在一年后的非正式联系中,他报告说自己仍未出现强迫症症状。他还报告说,在给药后九个月至一年半之间的某个时候,一项重大压力事件带来了“压垮人的焦虑”,并使显著的强迫症症状复发;在有意识地处理相关情绪约两周后,这些症状逐渐消退。 (Kelmendi 等,第2.2–3.1节; 完整报告,第3–6页。)[^modern]

强迫症不同于精神分裂症或分离性身份障碍。这里比较的是一个人身处自身心理生活的方式所发生的变化。托利受苦的身份不再有资格代表整个人;丹尼尔的恐惧不再有力量支配他的反应。在这两则叙述中,当旧有的经验组织方式不再支配那个从中存留下来的人时,转变便成为可能。这就是入会仪式中的死亡图像所具体呈现的心理可能性。

蛇崇拜:一所教人从自身中存活下来的学校 #

在夏娃意识理论中,反思性自我具有一段演化史和文化史。最初的蛇崇拜论证提出,转化性体验及围绕这些体验形成的实践,帮助一种新的反思性自我意识确立起来。关于巫医的叙述为这一论点提供了一个更明确的心理目标:当先前的身份不再牢牢控制一个人时,他仍能作为一个人存在的能力。

早期的反思性心智会继承身体的欲求、关于他人要求的记忆,以及可以转向内在的心智模型。在此处发展的模型中,这些能力最初产生了不稳定的能动性组合。入会仪式通过给予人一种不连续的体验和一条得到认可的归返途径,帮助将它们组织起来。起初难以达成的成就,可以被教授、重复,并融入成长过程。

这就是所提出的文化记忆:一种使人能够从自身中存活下来的实践。先前自我的死亡,先是成为祖先曾经经历的事件,继而成为祖先能够施加于生者的事件。它的传承并不需要认知理论,而需要知道这一过程的先后次序、并能识别归返的人。

相关的入会传统使呼啸器和丘林加尤其值得关注。斯宾塞和吉伦描述了与祖先人物相关的圣物,其中包括较小的、钻有孔的木制丘林加,被用作呼啸器。他们借助豪伊特对库尔奈人入会仪式的记述,将发出声响的器物描述为向初入会者显现的祖先存在。一个身份可以有物质性的依托;一位祖先可以获得可闻的声音。呼啸器文章 以及《图谱》中关于丘林加与灵魂的论述追踪了人、物与声音之间的这一关系。这些方式使一个共同体能够把不可见的能动性来源变成可以遭遇、命名和传授的东西。 (Spencer 和 Gillen,第V章。)

蛇之所以属于这一讨论,是因为更广泛的蛇崇拜理论涉及转化、死亡和生命的更新。一种将旧皮蜕去的动物,为这一解释提供了一个精确的图像:曾经包裹着活物的边界可以被抛弃,而活物仍然存续。洞穴段落本身没有蛇、毒液或任何已确定的药物。它的贡献在于心理层面:它描述了一个人在内部被重塑,并以另一种身份重返世界。它提供了一个模型,说明入会仪式试图达成什么,但并未提供该理论在其他地方所提出的药理机制。

生物学上的延伸是进一步的假说。如果稳定的反思性能动性对成功生活至关重要,那么影响其发展的遗传差异,便可能与支持它的文化实践一同受到选择。这一论述无法确立这种选择曾经发生,更无法确定其年代。它最有力的贡献在于重生图像能够保存的文化工作:使一种难以达成的自我状态成为可能,继而为它提供归宿。

入会者将先前的内在自我留在洞穴中。在史密斯的叙述中,他带着一个新名字归来;在较早的记述中,他开始了一段学徒期。归来的人可以被教导如何疗愈,也可以被赋予义务。按照蛇崇拜的解读,这是对人类生活中一项深刻发现的记忆:感觉上构成你的全部的东西可以死亡,而你仍能存留。其他人认出这个存活者,并教他如何生活。归来的人能够为延续下去的生命负责。

资料说明 #

[^account]:版本和资料层次十分重要。史密斯的详细段落已在1932年修订的 Thinker’s Library 版本第68–69页得到核实。他引用了斯宾塞的 The Arunta(1927),第II卷,第391页及以下;1899年内容高度相似的记述也可独立查阅。斯宾塞和吉伦将不可见的手术呈现为据说会发生的事情,同时给出他们自己往往带有贬抑意味的解释。另一则关于由人类施术者实施入会仪式的记述始于第526页。不应将超自然手术改写成目击者的外科手术报告,观察者使用的精神病学词汇也不构成诊断。

[^modern]:托利提供的是回顾性叙述,没有独立确立的临床诊断;他后来的生活中还包括近两年没有工作或住所的时期。丹尼尔的诊断是强迫症。他的急性和标准耶鲁–布朗量表评分涵盖不同的时间窗口;正式评估在十二周时结束,之后进行了非正式联系。这个案例无法单独区分药物、死亡与重生体验、准备或支持各自的作用。

参考资料 #

  1. Smith, Grafton Elliot. In the Beginning: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修订增补版。Watts, 1932, pp. 68–69.
  2. Spencer, Baldwin, and F. J. Gillen. The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chapter XVI。 Macmillan, 1899, pp. 523–526. 另见 chapter V, on churinga。
  3. James, William.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初版于1902年;古腾堡计划收录的1917年版本。第VIII–IX讲。
  4. Sass, Louis A., and Josef Parnas. “Schizophrenia, Consciousness, and the Self.” Schizophrenia Bulletin 29(3), 2003, pp. 427–444. doi:10.1093/oxfordjournals.schbul.a007017.
  5. Luhrmann, Tanya M., R. Padmavati, Hema Tharoor, and Akwasi Osei. “Differences in Voice-Hearing Experiences of People with Psychosis in the U.S.A., India and Ghana.”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6(1), 2015, pp. 41–44. doi:10.1192/bjp.bp.113.139048.
  6. Luhrmann, Tanya Marie, Xialing Ann Chen, David Baumeister, and Emmanuelle Peters. “When Spirit Calls: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Healthy Voice-Hearers.” Schizophrenia Bulletin Open 4(1), 2023, sgad025. doi:10.1093/schizbullopen/sgad025.
  7. Tolle, Eckhart. The Power of Now: A Guide to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Introduction。 初版于1997年;摘录转载于作者官方网站。
  8. Kelmendi, Benjamin, Stephen A. Kichuk, Giuliana DePalmer, Gayle Maloney, Terence H. W. Ching, Alexander Belser, and Christopher Pittenger. “Single-dose psilocybin for treatment-resistant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 case report.” Heliyon 8(12), 2022, e12135. Open full text; PDF。
  9. Cutler, Andrew. “The Snake Cult of Consciousness.” 作者的理论框架;以及“This Is Your Body.” Bullroarer Atlas,论圣物、个人身份与祖先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