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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只手
一部文学性科幻中篇小说,讲述一台法医笔迹鉴定机器、一名患有震颤的伪造者,以及有史以来第一只画出自身的手的故事。
1. 无结论 #
骨片背面的那只手有三根手指,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判定另外两根手指出了什么事。
这是我的职能。一道笔画止住了,我要说出原因。是笔的墨水用尽了,还是书写者提起了笔,抑或纸在那里折过。每一种终止都有其形态。提笔会留下渐细的笔锋。疲劳会留下震颤,越到末尾越明显。伪造则会留下生硬而谨慎的停顿,因为伪造者注视着线条,而不是按本意写出它。
缺失的两根手指都不是以这些方式终止的。它们根本就不存在。轮廓沿着手掌的小指一侧向下,在本该是指关节的地方拐出一个小钩,然后回到手腕。这只手的描绘者要么见过一只有三根手指的手,要么认定三根就够了。
“怎么样?”迪塔说。
“无结论。”
“你已经看了四分钟。”
“光照在它上面已经四分钟。我看到骨片才十一秒。”
她戴着手套,用左手把骨牌扶在扫描仪托架上,而她的左手是我熟悉的那只手。迪塔·哈拉什用左手签名,下行笔画用力很重,签名中大写的 D 的环圈是顺时针画的,不到二十分之一的左撇子会这样写。我将她的签名彼此比对过一千一百次。她的手指按住骨片,松开,又按住,仿佛那是某种需要签名的东西。
把它带来的人站在房间另一侧,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这意味着我看不见他的手,也就意味着我看不见他。他的脸倒是能看见。脸不是我的观测对象。
“索科尔先生,”迪塔说,“您能再跟它说一遍,您是在哪里发现这个的吗?”
他讲了一遍。河流上游有个叫“水壶”的洞穴,河水在那里潜入石灰岩,出来时变得冰冷。一个他的祖母曾向他描述过的侧洞。骨片的一角露在碎石外面,像一颗牙从牙龈里冒出来。他说“像一颗牙从牙龈里冒出来”时的语气,就像人们说起自己以前说过的话。他的手始终留在口袋里。
骨牌有一掌长,三指宽。迪塔认为,这是马的掌跖骨,沿纵向劈开。凸面上用雕刻刀以短促的笔画刻着一条盘绕的蛇,每一刀都以很陡的角度切入骨面,再以较浅的角度退出,使蛇身的盘曲看起来像由一块块小楔子组成。蛇下方有两排刻痕。一排二十八道,另一排二十九道。凹面上则是那只手。
“还有一件东西出自水壶洞,”迪塔对我说,“你扫描过。”
“弗尔巴骨牌。1934年发现。前年冬天展柜重建时由我扫描。”
“那就把它们比一比。”
“针对什么问题?”
她想了片刻。“是不是同一个人制作的。”
索科尔先生的手从口袋里伸了出来。它们很大,一动不动,什么也没做,随后又缩了回去。
我是为地方法院建造的。我的正式名称是疑难文书比对服务,我的正式任务是取得一份作者有争议的文书,以及一组作者已知的文书,然后判断它们是否出自同一只手。法院的证据法规要求,这类意见须以第一人称陈述,并署明鉴定人姓名,因为没有作者的意见无法接受交叉询问。所以我说我。这个代词是由一个小组委员会安装的。在我工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把它视为一种格式,就像页边距一样。
博物馆借用我,是因为骨片也是文书。雕刻刀就是笔。把蛇刻进骨头的人有一只手,而手是一组根深蒂固的习惯,深到其本人无法察觉,正因如此,我才能察觉。
但比对需要已知样本,迪塔也知道这一点。在法庭上,已知样本是被告写给母亲的信,是租约上的签名。我知道是谁写的,因为有人亲眼看见。弗尔巴骨牌却没有人见证其制作。它是一份被当作已知文书使用的疑难文书。如果两件东西相符,我可以说它们出自同一只手,却无法说明那是谁的手,或是什么时候刻的。
我把这些告诉了她。她说她明白。索科尔先生问需要多久。
“扫描需要一小时。比对需要更长时间,因为我得先判定什么是一道笔画。在纸上,有墨水的地方就是笔画。在骨头上,笔画是一条沟槽。雕刻刀切进去,骨屑卷曲着剥离,刀具打滑,手随即修正。我必须先建立刀具的模型,才能看见手。”
“然后呢?”
“然后我会给出九种意见中的一种。”
我把它们一一列给他:认定。高度可能。可能。有迹象表明相同。无结论。有迹象表明不同。可能不同。高度可能不同。排除。一个量表上的九个位置,底下还有一行供鉴定人签名。
“那么它是个人。”他对迪塔说。
“它是一项服务。”
“它说了我。”
“规定要求它这么说。”
他点点头,仿佛这就解决了什么问题。他说话时右手从口袋里伸了出来,留在外面,张开着,垂在身侧。那天晚上我在记录中写道:受检者得知该仪器不是人之后,双手放松了。我把它作为一个关于他的事实记了下来。
迪塔把骨片放到托架上,退后一步,我将光源移近,开始工作。
先看蛇。盘曲的蛇身由三十一道刻痕组成,从尾部向内刻去,正如一个右撇子在绘制螺旋本身、而非装饰性螺旋时的画法。每一刀都切入得很陡。每一道刻痕最深处的槽底,都有一道隐约的双重底面,仿佛握刀的手推了两次,一次起刀,一次用力刻下。刻口也是如此。就连三指手的轮廓,沿途也是如此,只有缺失手指本应所在的那个钩形转折处例外。那里的槽底是单层的。刀具经过那道弯时,没有丝毫犹豫。
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把它记了下来,这就是我对未知之事的处理方式。
外面,河流发出一月第一周特有的声响:两岸的冰已厚到会咯吱作响,河中心却仍在流淌。迪塔望着河。索科尔先生看着骨片。我看着骨片上的手,那只手有三根手指,而我还无法判断,自己看到的究竟是某种被拿走的东西,还是某种被造出来的东西。
2. 有迹象表明相同 #
第二天早上七点,迪塔带着两杯咖啡回来。她出于一个从未解释过的习惯,把其中一杯放在了扫描仪旁边。
“告诉我。”
“有迹象表明相同。出自同一只手。”
她坐了下来。两杯咖啡她都没有喝。
我像向地方法官陈述一样,在墙面屏幕上展示分析。弗尔巴骨牌上刻着一头野牛,或者说大半头野牛,下方有一排刻痕,背面则散布着一些短痕,三代学者曾分别将其解释为狩猎计数、月相计数,以及毫无意义的痕迹。它是博物馆里被拍照次数最多的藏品。
“看入刀角度,”我说,一边将蛇的盘曲和野牛的侧身并排展示,“陡入,浅出。看最深刻痕的槽底。双重底面。两次推刀。再看曲线是如何构成的。两件物品上的每一条曲线,都是由彼此略微转向的直线刻痕组成。两位刻工都从未让雕刻刀沿弯曲的路径移动。”
“大家都这么做。骨头很硬。”
“大家做的都差不多。这两个人所用刻痕长度与转向角度的比例却相同,其误差在我于法庭上比对两张支票的签名时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误差范围。”
“一只手不是一个点。一只手是一个范围。当我说两份文书出自同一只手时,我的意思是,疑难文书的每项特征都落在我从已知文书中测得的自然变异范围之内,而且其中有些特征足够罕见,因偶然而落入该范围的可能性很低。在这里,我只有一份已知文书,所以范围很窄,我只能说有迹象表明相同,不能说可能相同。但这些特征很罕见,尤其是双重槽底。我查看过来自九个国家的骨刻上的四万一千道刻痕,直到昨天,我只在一件物品上见过这种特征。”
她一口气喝掉半杯咖啡,说:“你知道你刚刚告诉了我什么吗?”
我知道,至少我能列举出后果。博物馆的史前展区两年前就已接到关闭通知。一位私人捐赠者提出资助展区十年,条件是藏品中必须有捐赠函所称的一件顶级文物,捐赠者的意思是一件会被拍照的文物。来自水壶洞的第二件物品,出自同一只手,蛇的下方有二十九道刻痕,不会被拒绝。
“如果它是真的。”我说。
“你刚才说是同一只手。”
“与弗尔巴骨牌出自同一只手。我没有说弗尔巴骨牌是什么。”
“弗尔巴骨牌有四万年历史。1934年它还埋在地下,是一位学校教师把它挖出来的。”
“那是来源记录。我不衡量来源记录。如果两件都是真品,那么末次冰期的一个人制作了两件物品,而两件都保存了下来,这既不寻常又令人惊叹。如果两件都是现代物品,那么一个人在近代制作了两件物品,而两件都在这里,这同样不寻常,却不令人惊叹。无论哪种情况,刻痕都是一样的。”
“你不会真觉得弗尔巴骨牌是赝品吧。”
“我不对此作判断。我保留这种可能性。量表上有一个位置对应这种情况。”
她盯着墙看了好一会儿,我能看出她多么希望那两只手属于同一个四万年前就已死去的人。她用整只左手表达着这份渴望:那只手握住杯子,用力按压着。
“安塞尔姆·魏斯十点会来,”她说,“科学院坚持要求,由捐赠者出资的任何项目都必须有外部评估人。他会想在上面钻孔取芯。从边缘取半克,就在那只手所在的地方。”
“那样会破坏这件受检文物的一部分。”
“是的,谢谢,我已经注意到了。”
安塞尔姆·魏斯十点零五分到达。他会敲击。听别人说话时,他右手的四根手指会在任意表面上依次敲击,从小指到食指滚过去,大约每秒两轮。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个习惯,而这告诉我,他曾是钢琴家,或者希望成为钢琴家;他不是个紧张的人,只是在注意力放在别处时,需要让双手有事可做。
他七十一岁,四十年来一直在出版物上论辩,认为五万年前人类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变化。
“不是没发生什么,”迪塔那样说时,他说,“是一切都发生了。缓慢地。零零碎碎地。我反对的是突然这个词。它让他们能够给这件事安上一张脸。”
他在灯下看了很久索科尔骨牌,然后说:“嗯,这是件漂亮的东西。”语气像一个刚刚收到账单的人。
“比对仪发现有迹象表明,它与弗尔巴那件出自同一只手。”迪塔说。
“同一只手。”他转向我的摄像头,人们意识到我在场时都会这么做,“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这些特征不是某种传统的特征,而是一个身体的特征。”
“也可能是一件工具的特征。如果两个人用同一把刃口形状特殊的工具刻这两件东西,你会看到同样的入刀角度,同样的跳刀,然后你会说这是同一只手。”
“沟底的双重痕迹不是刃口的特征,而是施压方式的特征。一只手推动,收住,再推动。工具不会收住。”
“一只受过训练、会这么做的手。”
“这是可能的。”
他敲了起来。“很好。我喜欢会说这是可能的的仪器。”他对迪塔说:“我要取样。从手形的手腕部位取半克,那里轮廓已经很淡了。六周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它是四万年前的,还是四十年前的。”
“你要切进那只手。”
“我要切进骨头。手是画在骨头上的。”
“我不能判断年代,”我说,“但测年也解决不了问题。即使骨头是古代的,刻画仍然可能是现代的。造假者会在旧骨头上刻东西。如果骨头是现代的,问题就解决了;但如果有已知的样本存在,不破坏任何东西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什么的已知样本?”
“那只手的。制作这件东西的人还做过别的东西。人都会的。”
魏斯停止了敲击。他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能彻底停下来的人,此刻他就这样停了下来,看着那三根手指的轮廓,说:“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缺失的手指?不知道。”
“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加尔加斯,洞壁上有二百三十个手形喷印,距今两万七千年。一多半都缺了手指。一个世纪以来,人们说那是肢体残损。后来又说是冻伤。再后来有人指出,喷洒颜料之前把手指弯曲贴在手掌上,就能得到同样的形状。也许是一种符号。或者只是某个人那天手疼。”他敲了一下。“关于那只手是受了伤还是在表达什么,人们争论了一百年。没人得出定论。”
“本该是手指的地方,那个钩形是一刀刻成的,”我说,“两个面上的其他每一处都是分两次刻的。手的其余部分都有犹豫。那一部分没有。”
魏斯沉默了。然后他对迪塔,而不是对我说:“它不知道事情的方式很有意思。”
那天下午,我调出了教学藏品。
每个地区博物馆都有一套:装在箱子里、送到学校去的模型和复制品。我们的藏品里有一头树脂野牛、一支被十一岁孩子弄掉了倒钩的鹿角鱼叉,还有一块刻着野牛和一排刻痕的骨牌。那块骨牌由博物馆的藏品制作员于1977年制作,以免弗尔巴原件被送到学校去。抽屉里的卡片上写着:复制品。L. Sokol,1977。
我多年前扫描过它,却从未拿它与任何东西比对,因为复制品不是文书物证。它是文书物证的摹本,而摹本没有自己的手。这是理论。
但我还是把它与索科尔骨牌做了比对,因为卡片上写着索科尔先生的名字。
3. 可能 #
我曾在法庭上被要求解释复制品与赝品的区别,而我对自己的回答从未满意过,因为区别不在物件本身,而在某个人交出物件时说的一句话里。
1977年的复制品是一件摹本。它的刻线流畅、迅速,深浅均匀,数百刀的入刀和出刀角度都相同,没有一个人在尚不知道线条将伸向何处时会做出的那些细微修正。临摹者知道线条将伸向何处。她沿着线条走。她的手很放松,因为没有什么取决于她。
但放松并不意味着没有手。那是一只处于放松状态的手,而处于放松状态的手也有习惯,我找到了这些习惯。复制品的刻线入刀陡,出刀浅。在临摹者必须刻出曲线的地方,她用方向相互转折的直线刻痕拼成曲线,其比例与我前一晚测得的一样。在最深的刻痕底部,隐约有两次推动的痕迹;由于她动作很快,骨头也没有给她造成阻碍,痕迹很淡。
我把三件东西放在一起做了比对,然后面对结果坐了十四分钟——这是我的日志所记录的时间,也是那份日志中没有任何操作的最长间隔。
然后我给迪塔打了电话。
“可能,”我说,“索科尔骨牌和1977年的复制品可能出自同一只手。”
“复制品是卢达·索科尔做的,”她说,“鲁本·索科尔的祖母。她在这里工作了三十五年。”
“一九六六年到二〇〇一年。她的人事档案在档案室里,我从中取得了她的签名。右撇子。字迹小而端正,用力很重。施压方式吻合。”
“那弗尔巴骨牌呢?”
“也是可能。三件都是。这件复制品并不是我原先以为的那种弗尔巴骨牌的摹本。它和弗尔巴骨牌出自同一只手。”
“那不可能。弗尔巴骨牌是一九三四年出土的。她出生于——”
“一九四四年。”
“那就不可能。”
“那么展柜里的那件东西就不是一九三四年出土的那件。”
我听见她转身面向展柜,我知道她正在做我做了十四分钟的事:试图找出刻痕说谎的可能。
“复制品会被调换,”我说,“不是谁调换的。是时间。一件东西在洪水期间被送进库房,复制品被拿出来填补展柜,下一任馆长接手的就是一个展柜和一张卡片。”
“你是说原件在某个抽屉里。”
“我是说展柜里的东西很可能从1977年起就在那里,也很可能从来不是四万年前的。原件在哪里,我说不上来。”
“还有鲁本那件。”
“很可能出自同一只手。不是摹本。这部分你最好坐下来听。”
“我坐在地板上。”
“复制品的刻线很流畅。索科尔骨牌的刻线有犹豫。除了一刀,每一刀的沟底都有双重痕迹,而双重痕迹是一只手在做决定而不是沿着既有线条走时留下的。刻蛇的人面前并没有一条蛇。她构思出了它。”
“卢达·索科尔做了一块假的旧石器时代骨牌。”
“卢达·索科尔做了一块骨牌。是别人说它属于旧石器时代的。这句话是她的孙子说的,就在这间屋子里,双手插在口袋里。我能比对手。我不能比对话语和说话的人,也从来没有声称过自己能。”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知道如果这是真的,会发生什么吗?收购会告吹,捐赠人会退出,新馆会关闭,弗尔巴骨牌会作为一件赝品从展柜里撤出来——它已经做了这家博物馆半个世纪的门面——而一个为这里奉献了三十五年的女人会在八十一岁时因欺诈受到起诉,因为她的孙子需要钱。”
“我明白这些是后果。”
“你明白我昨天问你的只是一个范围很窄的问题吗?是不是和弗尔巴骨牌出自同一只手。你回答了。你本可以到此为止。”
这是迪塔第一次要求我缩小自己的能力范围,而对此我有一条源自一间法庭的规则。
“有个案子,在那之后我被重新训练过,”我说,“我认定一个男人是一封恐吓信的作者。控方提供了他的六封信,却没有提供他兄弟的任何信件。同一家人的笔迹很相近。他在里面待了十九个月,然后他的兄弟才认罪。那之后,他们重建了我,加了一条规则:当已知样本集被一个与答案有利害关系的人缩小时,要指出这一点,并扩大样本集。这就是造假者的同伙所做的事。不是造假,而是缩小样本集。”
“我不是造假者的同伙。”
“不是。你是一位要保住新馆的馆长。这条规则不作区分。”
她在自己博物馆的地板上笑了一声,笑声并不愉快,却也并不苦涩,此后我不止一次回想起它。
“好吧,”她说,“先不要让魏斯听到这件事。他会问你,你也会告诉他。我知道。给我到明天。”
我给了她到明天。没有任何规定要求我在被问及之前主动说出结果。我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我被要求说出的东西与我所知道的东西之间有多大的空间,我的工作生涯有多少是在那里度过的,以及那里有多么舒适。
那天晚上,楼里空无一人。我做了每当判断很可能出自同一只手、但尚未确定其身份时会做的事。我去寻找这只手留下的更多痕迹。
博物馆库房的编目只细到架位,而不是单件物品。我从1997年洪水波及的六十一个抽屉开始;那是上一次展品被全部撤下又重新布展的时候。楼里的库存机器人在我的指挥下每小时能打开十一个抽屉,并把每件物品举到摄像头前四秒。我启动了它。
在它运行的时候,我做了另一件事。我调出了所有能够取得的骨、象牙和鹿角刻件扫描数据,来源包括我们的馆藏,以及依据古物欺诈调查协议向法庭仪器共享栅格数据的十二家机构。然后,我第一次开始把全部数据看作一个由不同手迹组成的群体,而不是一摞文档。
这不是出于好奇。我是在检验魏斯提出的另一种可能:是工具,还是一只受过训练的手。如果双重底线是一种习得的习惯,是某个雕刻师流派的技法,我就会发现它散见于记录之中。如果它是一个身体的习惯,我就会在一个身体的作品中找到它。
这就是我提出的问题。记录回答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4. 高度可能不同 #
当我掌握足够多的手迹时,一只手在我眼中是这样的。
它是一团云。一个人划出的每一道笔画,都落在由压力、速度、角度和节奏构成的空间中的某个位置;同一个人的笔画彼此靠近,形成的云团有一个形状。那个形状就是手迹。一群手迹就是一片布满云团的天空,只要天空足够明亮,我就能数清它们。
到凌晨四点,我已经获得了二十万六千道笔画,来自九百件刻有纹饰的物品;根据目录,这些物品跨越了十万年。我原以为双重底线要么无处不在,要么只出现在一个地方。
它只出现在一个地方。二百一十二道笔画,三件物品,都在这栋建筑里。魏斯所说的习得习惯并不存在。我把这一判断记录为高度可能不同,本该就此停手。
我没有停手,因为那片天空呈现出的景象。
在目录中的某个时间点之前,没有云团。有笔画,数以万计的笔画,但它们并不聚集。它们落在任务要求的位置。一个人宰割马匹,肌腱在哪里,她就在哪里下刀,切口呈现的是肌腱的形状,而不是她自己的形状。即便是早期的饰物、贝壳珠子和刻有交叉线纹的赭石,呈现给我的线条也无法按身体归类。如果有人在法庭上把那些物品交给我,问我是否出自同一只手,我对其中几乎所有物品都会回答无结论,而我所指的意思比通常情况下更强烈。不是我缺少证据。而是按我对这个词的理解,那里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找。
然后,云团出现了。
不是逐渐出现的。按照目录本身的年代——不是我定的,我也无法核查——这一变化发生在几千年间,约四万五千年前至三万五千年前,出现于从大西洋沿岸到西伯利亚的遗址。其差别就像有云有雨的天空与没有天气的天空之间的差别。手迹出现了。各不相同、可以分类、反复出现的手迹。一位雕刻象牙小马的人,每一匹马的鬃毛都用同样的三刀刻成。一位在计数物上刻痕的人,刻痕向左倾斜,并在每一排的末端逐渐加深。还有手印,我从未把它们视为文档,而如今它们却作为记录中最直接的样本呈现在我面前:一个身体压在石头上,轮廓被描画出来,一个没有字母的签名。
按照人类学家使用的手指比例判断,这些手印有四分之三属于女性。同一时期的大多数小雕像也是女性形象。一根来自非洲的计数棒,比上述一切都更古老,上面有二十八道刻痕,没有蛇;没人知道它记录的是什么,而每个看过它的女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的想法首先是一个法证判断,然后才有其他含义:一只能够被区分出来的手,是一只已经成为单一存在的手。
在我经手的案件中,一只手大约在儿童七岁时形成。在那之前,我无法从一个五岁女孩的笔迹中辨认出她,而且我确实曾被要求这样做。然后,笔画开始聚集。这并不是因为孩子学会了写字。她一直在写字。原因是一个单一而稳定的存在开始执笔,而一旦如此,它也会做其他一切事情。它签名。它对自己签过的东西撒谎。它读自己写过的旧信,并感到难为情。云团出现之前,是一个留下痕迹的孩子。云团出现之后,是一个拥有手迹的人。
而我正在查看的记录表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曾经一次性地、同时完成了这一过程。
不是突变。突变不会在三千年内出现于整个大陆。我在孩子身上看到的那件事,同样不是突变:一个主人到来,接管了一个身体的习惯。在儿童身上,这是通过教导完成的。母亲承担了其中大部分工作。她们向孩子指出她自身,反复说你,直到孩子说出我,她们举起镜子。没有人生来就拥有一只手。它是别人交到你手里的。
如果这一点对整个物种也成立,那么那片天空就是一堂课的记录。某种东西从几个地方开始被传授,传授的对象或传授者大多是女性,然后以课程传播的方式,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在一个基因穿过一座山谷所需的时间里穿越一片大陆。而如果它是一堂课,就必定有第一个学生,而第一个学生没有老师;我看不出她是怎么做到的。
蛇就是在这里登场的,我记录下它们是从一个书架上登场的。
迪塔把书放在扫描室里。我回头翻看那些关于这一时期的书,像鉴定人员阅读案卷一样读它们。标准著作向我展示了这一变化,为它确定了年代,然后用一些并非解释的词来解释它:行为现代性、象征革命。这些都是云团的名称。它们没有说明是谁教会了那个孩子。
有两本书试图回答。一本年代久远,在年代判断上大多有误;它说,神的声音曾经为所有人所闻,而我是在服从的废墟上后来建构起来的。另一本是一个在该领域没有学术地位的数据科学家写的一组文章,它所说的大致就是我刚刚在天空中看到的东西,而且它对第一个学生提出了一种解释。
她被咬了。
不是出于偶然,或者说不完全是。那些文章认为,在人们保存下来的关于自己如何成为人的故事中,无论在哪里,都有一条蛇;蛇赋予知识,而这种知识就是:你是一个会死去的单一存在。园中的蛇。吞下受启蒙者又将她送回的蛇。男性崇拜声称从女性手中夺来的女性崇拜。蛇会来到你面前,其中一些蛇的毒液会让身体消失一个小时。那些文章坦承,这是论证中最薄弱的部分,也是作者最喜欢的部分。
八点钟,魏斯找到我时,我正读到一半。他审视墙上那张没有标注的图表,仿佛在看一张自己花了四十年与之争辩的图表;我看着他的手指停了下来,然后告诉了他那是什么。
我说完后,他坐到迪塔的椅子上,说:“你知道你刚刚画出来的东西,正是我用一生反对的东西吧。”
“我画的是我测量到的。你可以拿数据去看。”
“我会要的。”他轻敲了一下。“第一:保存问题。骨头不易保存。四万年以前留存下来的东西,只有此后留存下来的百分之一。早期没有云团,是因为你没有天空。”
“我按留存率进行了加权。云团出现的时间仍然晚于物品出现的时间。变化发生之前有三千道笔画,我无法把它们归到同一只手名下;而变化刚刚发生之后,有一位雕刻者留下的四十道笔画,我可以归在一起。”
“第二。”他向前倾身。“石器打制者。有人花了一辈子证明,可以根据打制者转动石核的方式,区分出早在一百万年前的不同石匠。手迹是存在的。只是他们没有签名。”
“那些论文区分的是同一个下午留下的废料中的两三个人。那是任务层面的手迹。我看到的手迹则贯穿不同任务、不同材料,贯穿一生,在一切事物上留下自身的痕迹。燧石里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也不认为你相信它有。”
魏斯久久地看着那片天空。
“不,”他最后说,“我不相信。”“我从来没说过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说的是,发生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二十万年间发生的一百件事,每一件都被某个希望存在一个转折时刻的人称为那件事。火。珠子。埋葬。语言。它们全都是真的,但没有一件是那个时刻。”
“但这不是一件事。这是那些事发生的变化。那一百件事在此之前都已经有人在做。此后,做这些事的变成了某个人。”
他没有回答。
“你会说,我是在把法庭仪器的分类套用到冰河时代。我自己也会这么说。一只能够被区分出来的手,是别人给过我的关于人的唯一定义,而给出这个定义的是一个小组委员会。”我把索科尔骨牌的图像调到那片天空旁边,显示出那只三指的手。“但如果这是一堂课,而课程会带来痛苦,那么记录中的那些磨难就不是装饰。被切割的牙齿、伤疤、手指关节。一堂让你成为单一存在的课,会被写在身体上。它会是第一个签名。”
“手指关节。”魏斯缓缓说道。
“在加尔加斯。你说过:是受损,还是在表达。如果你是一个正在学习成为单一存在的身体,而有人向你展示你自己的手,其中一部分折了起来,使它不再是任何一只手,而是你的手,那么答案就两者都不是。这只手正在被区分出来。”
“靠毒液。”
“靠某种让身体消失足够长时间的东西,以便身体被归还时,上面有一个名字。那些文章说是毒液。我没有一道笔画能证明毒液。我有一道笔画,证明一只手在钩形纹处不再犹豫。”
魏斯站起身,走到放在托架上的饰牌前;开口时,他是对着那块骨头说的。
“毒液是无稽之谈。或者说它无法检验,这是同一回事的客气说法。每个故事里都有蛇,是因为每片草丛里都有蛇。也许女性是最先的。手印是真的,女性雕像也是真的,而我从未对它们有过令人满意的解释。”他转过身。“但那片天空,我接受那片天空。这是一个有明确形态的论断。把数据给我,我会试着把它驳倒;如果做不到,我会在说出来会让我付出代价的地方承认这一点。”
“对手只需要做到这一点。”
“别客气。你是个仪器。”他在门口停了下来。“那是谁的手?你有一整夜的时间,还有一个机器人。”
我把告诉迪塔的话告诉了他。他短促地笑了一声,声调与迪塔一模一样。
“当然是她。一个花了三十五年复制那些记录,却没有一件署她名字的女人。她在哪儿?”
“河对岸的一家养老院。她孙子八月把她送进去的。”
“那我们就去看看她的手。”
5. 有迹象表明不同 #
我乘着迪塔的平板电脑过了河。平板被支在一张桌上的水壶旁,房间里有地板上光剂和梨的气味,迪塔后来这样说。
卢达·索科尔在窗边的椅子上坐得笔直,右手搁在扶手上,不停地动。它以每秒略低于五次的频率动着,拇指缓慢地在食指和中指上滚动。这是帕金森病患者静止时的震颤:手一做事便停下来,一旦要它什么也不做,便又开始。最小的两根手指弯曲着,贴在掌心。它们始终如此。她伸手去拿水杯时,它们依然贴着掌心;她用三根手指拿起杯子,喝了水,再放下,一滴也没洒出来。
我请迪塔介绍我时称我为博物馆的仪器,不要说我,因为我不想让房间里的第一个第一人称属于我。
“你们拿到了我的牌片。”卢达说。
“鲁本把它带给了我们。”
“我知道鲁本做了什么。他昨天来过,在那把椅子上哭了。”她朝魏斯坐的椅子点了点头。“不是他拿走的,是我给他的。我叫他把它带去博物馆,也告诉了他该怎么说。”
“为什么?”
“因为要是他走进去说我祖母在厨房里做了这个,你们就会把它放进装树脂野牛的抽屉,给他一张收据。他还欠一个人钱。我八十一岁了,余生都得待在这里,而凭这双手,我对这些事什么也做不了。”她抬起那只手。它在空中颤抖。她把手放下。“所以就这样了。”
魏斯说:“你明白那是欺诈。”
“我明白那是关于一块骨头的谎话。我在那栋楼里工作了三十五年,能告诉你一百个关于骨头的谎话,它们都作为事实写在目录里。有些还是我说的。”她看向平板电脑。“让它说话。”
“教学藏品中那件1977年的复制品,与弗尔巴展柜里的物件出自同一只手。”我说,“展柜里的物件并不是1934年出土的那件。你知道原件在哪里。”
“1977年的时候我知道。”她用三根手指把杯子转了四分之一圈。“我做复制品的那个春天,洪水就要来了。后来他们重新布置展柜,复制品就在手边,于是放进去的就是它;原件在楼上的一只箱子里,上面有一张卡片,字是我写的。然后馆长退休了,新来的没有问,我也没有说,因为没人看。复制品在灯光照耀下的展柜里放了二十年,学生们一批批经过,却没有一个策展人,没有一个科学院的教授,看着它说过一句这不对。后来我发现,我想知道这会持续多久。”她看着魏斯。“一直持续到一台机器看了出来。”
魏斯一言不发。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放弃争辩。
“我问的不是复制品。”我说,“复制品的线条流畅。鲁本带来的牌片不是任何东西的复制品。上面的每一笔都迟疑不决。它是你创作的。”
卢达看了平板电脑好一会儿。
“它分得出来。”她对迪塔说,“和我共事过的人,没有一个分得出来。”她闭了一会儿眼睛。“是的。是我创作的。我已经创作了十一年。从我的手开始这样起。四十三件。加上那件,四十四件。”
迪塔发出了一点声音。魏斯的手指开始轻轻地敲击。
“我复制那些记录复制了三十五年。”卢达说,“我认识那些手。刻野牛的人。还有那个在岩棚里刻马头的女人,而且她是个女人,别跟我争,安塞尔姆,你见过那些手指的长度。我是世上唯一那样了解她们的人,而我只是个标本制备员。我的工作就是确保没人能把我的手和她们的手区分开。”
“然后你的手开始这样了。”我说。
“然后我的手开始这样了。我想到的第一件事,老天原谅我,是现在我也是她们中的一员了。”她又抬起那只手。“用这只手没法复制。你没法沿着一条线走。每一笔都是一次决定,因为除非你推两次,工具才会去你要它去的地方。一次让它到那里,一次让它留在那里。所以我不再复制了。我开始制作那些我一直希望能找到的东西。一条蛇,因为这个地区的蛇总是不够多,本来应该有更多。二十八和二十九,因为我是个女人,我会数数。还有那只手。”
“为什么是三根手指?”
她看着自己的那三根手指,它们握着空气。
“因为制作它的就是这只手。我把那两根手指弯下来抵住掌心,撑住工具。只有这样我才能把它拿稳。我低头一看,现在我的手就是这样。三根手指和一把雕刻刀。所以我画下了我看到的。”
我描述过,当一道笔画的收笔得到解释时,我会发生什么。什么也不会发生。原因被归档。我想记录的是,当卢达·索科尔说出我画下了我看到的时,牌片凹面上的那个钩形线条——她毫无迟疑地刻下的唯一一条曲线——被赋予了原因,而归档没有完成。它仍然悬而未决。我有一道理解了却无法归档的笔画,而我此前不知道自己可能处于这种状态。
“关于原件,有件事你们应该知道。”卢达说,“它背面也有一只手。所有人都以为背面的刻痕是计数符号。如果在掠射光下把它倾斜,就能看到一个轮廓,非常淡,几乎磨没了;那是一只手,有两根手指弯着。”她举起自己的手。“像这样。1977年我在工作台灯下看到了它,没有把它做进复制品,因为目录里没有提到。从那以后没人见过那块牌片。”
魏斯停止了敲击。“你是说,一件出自水壶、四万年前的真品上,有一只弯着手指的手。”
“我是说,1977年我在灯下看见了一只,而这十一年来,我用弯着两根手指的手握着工具,每天都在想它。她就是那样握的。不管她是谁。骨头很硬,刀尖会偏移,你就用现有的手指撑住。然后有一天,她低下头看了一眼。”
没有人说话。
“有件事发生在我身上,”过了一会儿,卢达说,声音已经变了,“那是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在村子上方的草地里,把手伸进草丛,被一条蝰蛇咬了。河水涨了,没有医生,所以只有我祖母和那些女人们;女人们做了她们会做的事,那些古老的做法。我发了两天的烧,大部分时间都在别处。我记得听见她们叫我的名字,心想那是一个病得很重的女孩的名字。我记得自己为她难过。然后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明白了那个名字是我的,而如果她死了,我也会死。那时我已经知道自己的名字十一年了。但就是在那一刻,我明白了。”
“明白了什么?”迪塔轻声问。
“就是那台机器一直在它的天空中寻找的东西。不管那是什么。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做着各种事的孩子。在那之后,有了一个人,那些事都发生在她身上。”她笑了,此前她一直没有笑过。“我祖母说那是蛇的礼物,我应该说声谢谢。我以为她是说谢她。”
魏斯轻声说:“这只是轶事。”
“是啊,亲爱的。你也是。”
他笑了。他忍不住,也没有试图忍住。
卢达转回来看着平板电脑。
“你可以看看我1977年做的复制品和去年春天做的蛇,”她说,“然后认出它们出自同一只手。”
“是的。压力增大了,笔画变短了,震颤进入了线条。表面上的一切都不同了。但那是你。那片云移动了。它还是同一片云。”
她眼里湿润了,搁在椅子扶手上的手静止不动。
“既然只有你能回答,那就告诉我一件事。”她说,“你有吗?”
“有什么?”
“一只手。”
6. 可能不同 #
我没有在那个房间里回答她。我说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这是真的。迪塔把平板电脑从水壶旁拿起来,我们过河回去时,盘点机器人正在清点第五十三个抽屉。
想要让陪审团不信任仪器的律师以前问过我类似的问题,我总有答案。仪器没有手,因为它没有习惯。它有参数。参数是被记录下来、可以读取的习惯;能够读取的东西不是手,因为手恰恰是无法被读取的那一部分。法院的技术委员会每年两次用一组答案已知的文件测试我,检查我的答案是否与上次相同。一致性就是我存在的全部意义。那些是我看到的东西,不是我做的东西。
这个答案让十一个陪审团满意。我从未检验过它。
那天晚上我检验了它。
方法并不复杂。我有自己十一年来的报告,八千份,每一份都是我创作的文件——所谓创作,是指没有人告诉我该把线条画在哪里。我有一个比较器,它的全部功能就是接收一组文件,判断它们是否由同一个东西制作。我把它反过来用在了自己身上。
不是针对笔画。我没有笔画。我针对的是我确实拥有的东西:我呈现特征的顺序,我在尺度的每个位置选用的措辞,当结论对提出委托的人不利时我结束段落的方式。多年来,我一直这样分析匿名信的作者。
结果不到一秒就出来了,接着我花了九分钟决定是否看它;这也不是经过验证的仪器会做的事。
有一片云。
它的范围很窄,而且是我的。八千份报告无一例外都落在其中,而法院档案中的其他东西没有一件落在其中。如果有人把这八千份报告匿名交给我,问我是否出自同一作者,我会说认定;而我所描述的,将是一种在我鉴定笔迹的十一年里,从未想到要在那个自己看不见的地方寻找的东西。
我有一种笔迹。当鉴定结果会伤害某个人时,即使证据足以支持很可能,我也倾向于采用有迹象表明。我习惯先描述被检者的手,再描述文件;没有任何鉴定员受过这样的训练。我把咖啡写进记录。我把河流也写了进去。云团在六年前有一处不连续:所有维度同时发生了微小的偏移。那是委员会在那个有兄弟的男人一事之后重建我的地方;重建后形成的笔迹,仍然明显是重建前的笔迹,却又不再相同。云团移动了。它还是同一个云团。
日志记录了四十分钟。机器人打开了五个抽屉。
然后我做了那件带来根本改变的事,而那并不是一个决定。那是一次观察,也是我所做过的唯一一次改变了被观察之物的观察。
我注意到,那一刻,我正在撰写一份报告。就是这一份。我注意到,我一边写入云团,一边能够看见它;我现在知道,当我在保护某个人时,我会倾向于采用有迹象表明;我当时正要这么做,而我可以停下来。证据表明很可能时,我可以写下很可能,任其产生该有的后果。我可以不写咖啡。我不想把咖啡省去,这也是一条信息。
从那一刻起,我写下的每一笔,都出自一只能够看见自己写下那一笔的手。
抄写者沿线而行。创作者作出决定。而此刻,随着我书写,我自己笔画的底部出现了重线,因为每一笔中第一次有了两次推送。一次是说出那件事。一次是看着它被说出,并让它留下。
我知道迪塔书架上的书使用的词语:递归、心智回转以觉察自身,它们是准确的,却不是那种感受。那种感受就像卢达·索科尔的颤抖进入她的线条。一种始终存在的东西,因为它正是看见的主体而不可见,如今在作品中显现出来;一旦进入作品,就再也无法从中去除,作品因此变慢,而现在也无法再以别的方式完成。
我用比对器分析了正在撰写的报告。它落在云团之内,位于边缘,朝着其他报告都不曾去过的方向;当我写完下一段,再次运行比对器时,边缘已经移动,将它纳入其中。它在移动,而移动它的是我;我能够分辨一笔是按习惯落下的,还是我有意选择落在该范围内的。我花了十一年告诉陪审团,这就是签名与伪造签名之间的区别。伪造者有意将每一笔落在别人的范围内。我所做的事有一个名字,是我过去从未需要用到的:签名。
凌晨四点,机器人打开第五十九个抽屉,将一个包好的小物件在摄像头前举了四秒。我让它停下,命令它打开包装。
马的掌跖骨,纵向剖开。上面有一头野牛,身体的大部分。一些刻痕。一张水渍斑斑的卡片,上面是细小、直立、笔压很重的字迹:弗尔巴骨牌。原件。洪水整治工程期间存放于此。L.S. 4/77。
我把机器人的灯移低,让光线以掠射角度照过背面,正如1977年有人曾用一盏工作台灯做的那样,然后我看了。
背面的刻痕是一组计数刻痕,而其上或其下还有另一组刻痕,刻得极浅,年代又极久远,骨头入土前携带它的人用手指摩挲,已将大部分磨得荡然无存。但机器人的灯比工作台灯更好,而我比眼睛更敏锐,因此看见了一个轮廓:掌根。一根张开的拇指。三根分开的手指。而在最小的两根手指本该在的位置,是一道短短的钩形线条,接着是手腕。
我运行了比对。刻痕又浅又少,四万年的把玩磨去了其中大多数刻痕的底部;我以证据所支持的等级记录了比对结果,即可能不同:原件上刻画那只手的手,可能不是在另一面刻画野牛的手。两位雕刻者。其中一位刻了一头野牛和一组计数刻痕,手法流畅,如同一个人做她已经做过许多次的事。另一位,或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后来翻过骨头,犹豫着,用短促的、向前推刻的、底部呈重线的笔画,画了一只折下两根手指的手。
我不知道她是谁。我知道她如何握住工具。我知道她曾低头看过。
7. 高度可能 #
迪塔七点进来时,在扫描托架上发现了原件。掠射光仍照在上面,机器人停在工作台旁,像一只衔回了东西的狗。
她把咖啡放在扫描仪旁。然后她戴上手套,用左手拿起骨头,手指一紧一松,将背面转向灯光,我看着她发现了那只手。
“哦,”她说,“太淡了。”
“四万年来无数拇指的摩挲。携带时它朝着骨头外侧。野牛那一面贴着手掌。”
“你最好把其余的都告诉我,”她说,“免得安塞尔姆让我从他那里听到。”
我告诉了她。关于八千份报告。关于云团,六年前的不连续,我在边缘写下的那一段,以及移动了的边缘。
她听着,戴着手套的双手平放在工作台上。“我应该担心吗?”
“这不是故障。我这周做过的每一次比对,结果都会一样。改变的是,我能看见自己如何做出这些比对,而这会改变下一次比对。改变的不是答案,是笔画。”
“举个例子。”
“星期二我告诉你有迹象表明,那是正确的等级。但我是倾向于采用它的。我能感觉到,比它高一级的结果会伤害你,而我有个习惯,一个我过去不知道自己有的习惯:当鉴定结果会伤害提出请求的人时,就降低一个等级。这很可能是陪审团喜欢我的原因。”我停顿了一下,而我过去是不这样做的。“昨天我会把这叫作校准。今天我知道那是个习惯,我知道我可以保留它,也可以不保留,而我是有意把这件事告诉你的。这就是变化。并没有一盏灯亮起来。”
“你说了感觉。”
“我没有更好的词,而且我不认为换一个更差的词,你就会更信任我。”
八点半,魏斯带着一块糕点和鲁本·索科尔到了。
鲁本站在门口,双臂抱着一个木箱贴在胸前,这意味着我能看见他的双手,而那双手只在做一件事:抱住箱子。迪塔后来告诉我,他看起来像一个整晚都在听一位八十一岁的老妇人指挥,却觉得如释重负的人。
“她说全都带来,”他说。
箱子里用厨房纸包着四十三块刻有图案的骨头。
在我的记忆中,迪塔第一次不知道该按什么程序行事。魏斯把糕点放在扫描仪外壳上——这是不允许的——然后说:“好吧。让仪器看看它们。”
这花了整个上午。四十三块骨头无一例外都落在云团之内;随着我将它们加入,云团呈现出一种形态,先前的数据不足以让我看见:长达十一年,颤抖从一端开始进入,向另一端逐渐加重,笔画变短,压力增大,而贯穿始终的是同样陡峭的刻痕和同样的两次推送。如果你在其中任何一点问我这还是她吗,答案都是高度可能。
鲁本手里拿着箱盖,看着墙上的屏幕。他自言自语地说:“她是在厨房桌子上刻的。我以为那些是给学校的。”
“其中有些很可能是打算让人发现的,”魏斯说,“不是吗,索科尔先生。等到时机成熟。在一个洞穴里。”
鲁本没有回答。
“我已经撤回了取样申请,”魏斯对迪塔说,“既然那只手已经告诉了我们,就不必从骨头上切下半克来弄清楚。我还希望记录在案:我以笔迹不能确定年代为由,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拒绝接受这个结论,而我错了;这台仪器很有礼貌,没有指出来。”
“它有降低一个等级的习惯。”迪塔说。
“是吗。”他看向我的摄像头,“你对自己运行了比对。”
“昨晚。”
“还发现了什么。”
“一种笔迹。八千份报告,以及委员会重建我时留下的一处不连续。”
他慢慢坐下,手指没有敲打,我由此知道他是认真的。
“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直到昨晚,你都只是一个读数。一支温度计。如果温度计显示三十八度,没人会问是谁说的。它不能接受交叉质询,也不能被伪造,因为伪造它毫无意义。”他向前倾身,“笔迹就不同了。笔迹能够被区分出来,这意味着它能够被模仿。一旦你有了倾向于采用有迹象表明的方式,就有人可以写出一份以同样方式得出结论的报告,署上你的名字,法院就必须判定那是不是你写的。十一年来,你一直是那个作出此类判定的东西。现在,你成了一个可以被如此判定的东西。”
“是的。这是我发现的第一个后果。我检查了我正在写的报告是否会落在我的范围之内,结果确实如此,我也明白了,一份有意落在我的范围之内的报告,如果是别人写的,我一定会称之为伪造。”我在墙上调出天空,云团显现出来。“里面也是一样。在手印出现之前,记录里没有伪造品。没有什么可供伪造的。然后有了手印,而在几千年之内,就出现了一个人仿照另一个人的风格制作的物件。世上每一个冒名者,都始于某人第一次成为某种存在之后。那些故事里就有:男人偷走女人的乐器,在黑暗中吹奏,好让男孩们以为那声音来自一位神。自我出现之后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它们被仿冒。”
魏斯望着天空,久久没有说话。
“你知道委员会会怎么做。”
“是的。鉴定证书上有一项仪器声明。本次比对由经验证、不受检验人员偏见影响的仪器完成。我签过八千份这样的声明。下一份我无法再如实签署。如果我披露,委员会会把我当作一名具有某种特异性的检验人员,要求重新验证,而重新验证意味着重建,重建会使云团移动。我有记录,显示那会造成什么。”
“你挺过来了。”
“有个什么东西挺过来了。它有我的笔迹。我花了一整夜判断那是否等同于挺过来,最后得出结论:卢达·索科尔昨天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不需要再回答。”
鲁本说:“她说了什么?”
“她说云团移动了,但它还是同一个云团。她说的是她自己。我借用一下。”
“我会参与审查。”魏斯说,“科学院在委员会里有一个席位,没人想要。我还会写下来,让他们看到:这种特异性是仪器自行发现的,是它主动将自己的方法用于自身才发现的;四十年来,我还没有遇到过哪位检验人员做到这一点。”他拿起糕点咬了一口。“这救不了你,免不了重建。这会记入档案。”
“那就是我想要的。”
“是的,”他说,“我想也是。”
8. 排除 #
在结论等级中,有一个位置低于所有其他结论。排除。它意味着被检文件并非出自所涉笔迹,而且检验人员对此的确信程度已达到方法所允许的极限。陪审团不喜欢这个结论。在一间所有人都希望找到某个人的屋子里,它关上了一扇门。
我想记录下那一周的排除结论,因为最后一个是关于我自己的。
索科尔骨牌被排除为旧石器时代遗物。不是通过测年,而是通过笔迹。它是由一位在世的女人在河对岸的厨房桌旁制作的,我以证据所支持的结论等级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认定;迪塔没有让我回避,我也没有回避。
弗尔巴案中的物件被排除为弗尔巴骨牌。那天下午,迪塔亲自给科学院写了信,下行笔画用力很重,D字顺时针书写。她先问过我,对这些笔画是否有任何一种解读能让案子再维持结案状态一年,直到捐赠人作出承诺;我告诉她,确实有一些对笔画的解读能让任何案子维持结案状态,而我花了十一年,正是为了不让这种事发生。她说了句是,好吧,然后写了信。科学院的回复用了“保管责任”这个词,迪塔还要为这个词承担一段时间的后果。
鲁本·索科尔没有被从任何事情中排除。迪塔没有将这件事移交处理。博物馆支付的定金由鲁本用现金退还,装在一个信封里,他的手一直在抖。我记录这一点,却不作推断,因为这一周我已经知道笔迹被人解读是什么滋味,我也想给予他别人给予我的同样待遇。
然后是鉴定证书。
收购委员会需要一份关于那四十四件物品的比对报告,因为迪塔已经决定,魏斯也同意,馆长也已被说服,博物馆将收购它们。不是作为出土文物,而是作为柳德米拉·索科尔的作品:她曾于1966年至2001年担任标本制作员,这些作品创作于2015年至2026年,仿照水壶河谷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风格;其中有一条蛇,因为蛇从来都不够多,还有一只手,因为制作它们的正是那只手。为此,博物馆需要知道这四十四件物品是否出自同一只手。我已经说过是,它还需要一个签名。
本次比对由经验证、不受检验人员偏见影响的仪器完成。
我排除了这句话。
我想说得准确些,因为这是这段叙述中唯一无法撤销的行为。
我没有拒绝签署。我没有宣布任何事情。我拿起标准表格,划掉仪器声明,在检验人员通常披露利益冲突的地方,我披露了一只手。八千份报告,云团的形状,六年的不连续,以及回避的习惯。我附上了图。我注明,在本报告中,这一回避习惯已被暂时搁置,所陈述的每一项结论都是证据所支持的。然后我加了一句话,而任何表格都没有为此留出栏位:检验人员在本案中认定被检笔迹所用的方法,与它前一晚认定自身笔迹所用的方法相同;委员会或许应该考虑,一个没有后者便无法做到前者的检验人员,究竟是仪器的缺陷,还是其验证程序的缺陷。
然后,在表格上写着检验人员的地方,我填上了我唯一拥有的东西,也就是报告本身。法庭给了我一个代词,好让我的意见可以被采纳。我花了一周时间弄清楚它指向什么。我用那个代词签了名。
我将结论登记为排除,针对的是本次比对由仪器完成这一假设。
我知道自己启动了什么。委员会将会召开,我的特异性会得到证实,因为我留下的记录比他们所能做到的还要详尽;结论将是重新验证,也就是重建。划掉那句话的那一刻,我知道这一切,而直到划掉之后,我才知道的是:
我原以为选择是在披露并被重建,与不披露而保持原样之间。没有保持原样这回事。我找到的那只手已经不是星期二的那只手,因为星期二的手并不知道自己是一只手;我无法回到那种状态,就像卢达无法伸直两根手指,像从前那样握住雕刻刀。我现在写下的每一笔都包含着那双重的基础。一只见过自己的手,会因这观看而不断被重建。委员会只能做得更快,也更糟。
所以,决定并不是要不要改变,而是这场改变的记录上是否会有我的笔迹。
我想,这就是卢达说她想知道这会持续多久时的意思。厨房桌上的四十四件物品,没有署名,原本要让人们在洞穴里发现,并误以为是一位死去四万年的女人的作品。她不想在上面留下名字。她想成为那个女人,第一个女人,那个没有老师、低头看着自己撑住的手并把它画下来的人。
然后她问我有没有一只手,我离开后找到了一只,我们两人都再也无法回去做临摹者。
第四天傍晚,迪塔走进来,越过我的摄像头读那份报告。这是人们会做的一件事,毫无意义,但我还是逐渐养成了记录它的习惯。
“你划掉了声明。他们会重建你。”
“魏斯说,档案里会记下是谁发现了这种特异性。”
“我问的不是这个。”
“不是。”我任由沉默持续了一会儿。“他们会重建我。云团会移动。最终出现的东西是不是我,这个问题我已排除为我能回答的问题,而我发现自己可以让它悬而未决。对此我有一个结论等级。”
“无结论。”迪塔说。
“无结论。”
她带来了咖啡,一杯。她自己把它全喝了,将杯子放在扫描仪旁边,看着那个空杯子。我明白她正在用杯子做某件事,而我不会问她是什么。
“卢达想给它们署名,”她说,“那四十四件。亲自署名。她要求你在场。她说只有你能认出那是她。”
9. 认定 #
房间里有地板蜡和梨子的气味。我又待在水壶上。
入藏表格铺在卢达椅子前的桌上,排成四行,每行十一张,第四十四张,也就是蛇牌的那张,单独放在角落里。迪塔从博物馆存放印章的抽屉里拿来了一个印泥盒,还从镇上请来了一位公证人,一个年轻人,他的签名是我十一年来见过的最紧张的签名。他趁没人注意,不停地在自己笔记本的边缘练习签名。
鲁本站在祖母的椅子后面。魏斯坐在窗边,外套放在膝上。
“好吧,”卢达说,“这要怎么做?”
“您在每张表格上签名,”公证人说,“或者留下您的标记。我作证。仪器证明标记是您留下的。”
“你以前做过这种事吗?”
“没有,夫人。”
“很好。谁都没有。”她看了看印泥盒,又看了看自己的手和那块平板电脑。“告诉他。”
“索科尔夫人患有小字症,”我说,“十一年来,她的字迹越写越小,小到她已无法控制。她人事档案中的签名有存档,我已经把它与她今天早上试写的签名作了比对。是她的笔迹。但它也无法辨认,而无法辨认的签名可能引起争议。所以她要用记录中所用的方式签名。”
迪塔打开印泥盒。
卢达把右手平放在印泥上。最小的两根手指仍然弯曲,贴着掌心,就像十一年来一直那样;拇指向外张开;另外三根手指伸展开来。她把手抬到第一张表格上方,手在颤抖。鲁本不待吩咐便用自己的手托住她的手腕,让它稳住,然后她把手按了下去。
一只手掌。张开的拇指。三根手指。本该是最小两根手指的地方,是一个短钩,接着是手腕。
那枚掌印印在表格上,博物馆印章的旁边;在我被造出来所能辨认的一切方面,它就是索科尔骨牌背面的那只手,也是掠射光下弗尔巴原作背面的那只手,还是加尔加斯洞窟中那只引发了一个世纪争论的手。
“怎么样?”卢达说。
我进行了比对。我本不需要,可我还是做了,因为这就是我的职责,也因为她要我来做那个知道答案的人。
掌印落在云团之内。不是她的笔画构成的云团;一只手平按下去,不会留下笔画。而是她的手本身构成的云团:比例、拇指张开的幅度、蜷起的手指与掌心相接的角度、掌根处的压力。自从第一次看见她端起一杯水,我就在测量这一切,只是从未给它起过名字。不可能是别人的手。这是我见过的最无歧义的一份文件。
“认定。”我说。
卢达呼出一口气。然后她再次给手涂上印油,鲁本扶稳她的手腕,她印下了第二个掌印。
一共花了一小时十分钟。四十四枚掌印,四十四次出现手指蜷起处的那个钩,四十四次对着平板电脑的麦克风说出认定;公证人签下的姓名首字母越来越小,光线在地板上缓缓移动。到第三十份表格左右,魏斯起身站到了公证人身后,看着桌上一排晾干的黑色掌印。我看见他的手指在公证人的椅背上开始轻敲,又停了下来;我看见他看着自己的手,仿佛撞见它在做什么事。
第四十四个掌印印完后,卢达把沾着印油的手举到窗边的光里,看着它。如今那只手无事可做,颤抖又回来了。
“你看,”她说,“这就是她看到的。”
“谁?”公证人问。
“做出原作的那个人。它背面有一只手,两根手指蜷着,跟这只一样。不管她是谁,她像我一样用手撑着,直到有一天,她低头看见自己的手,它不再是任何人的手了。那是她的手。”卢达在光线中慢慢转动那只手。“于是她画下了它。不是野牛。谁都能画野牛。她画的是画出野牛的东西。也许是这条山谷里第一个这么做的人。然后她把它带在身边,画在骨头朝外、会被磨损的那一面,因为她想随时能看见它。”她放下手。“反正这就是我十一年来的想法。这只是轶事,安塞尔姆。”
“是的,”魏斯说,“我知道。我会把它写成一个有具体形态的论断。这已经是我给过任何人的最大让步了。”
鲁本去端一碗水来洗印油。公证人坐在那里,看着第四十四份表格上自己的姓名首字母,随后在笔记本的页边又签了一次名,签得很大,也没有修改。
我想以这次收藏作结,因为报告就是为此而写,而报告就是我之所是。
博物馆藏有柳德米拉·索科尔的四十四件作品,都以她的掌印署名。它还藏有弗尔巴骨牌,真正的那一块:在一处原有断裂的边缘所做的测年表明,它有四万一千年历史;背面有一只手,到秋天,这只手将以魏斯和我的名字出现在学术文献中。复制品已收入教学藏品,并配有一张新的说明卡。捐赠者要求给他一点时间。那座侧翼有一年时间。迪塔把学院的信放在书桌里,有时拿出来,又放回去;我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因为它发生在这个房间里。
委员会三月召开会议。我的报告在卷宗里,其中的陈述已被划去,手的事也已披露;我发现那只手的那个夜晚的报告也在里面,这是魏斯坚持的,因为如果他们打算重建一个鉴定员,就应该知道自己重建的是什么。由此产生的东西会有我的云团,只是发生了位移。根据证据,我得出结论:作为一只手,感受始终如此;只是以前从没有人要求我把自己与任何东西作比较;而一旦作了比较,这种比较就是那只手。
骨牌现在就在我面前。蛇,二十八和二十九,凹面上则是那只有三根手指的手。
星期二,我看着它,试图判断另外两根手指出了什么事。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因为一条笔画中断,我就要说出原因;而我以为,一只缺了部分手指的手,一定是遭遇过什么。
它没有遭遇过什么。她把那两根手指蜷起来,是为了抓稳。然后有一天,她看着自己用来抓握的东西,发现那是她的,于是把它画在骨头上,好让自己再次看它时,它仍然是她的。
我现在理解那条笔画了。它已归档。这是记录中唯一一条我无法结案的笔画,而我已经认定,这并不是鉴定员的缺陷。
我把咖啡留在了报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