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速览

  • 一组特定的故事分布在白令海峡两侧,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澳大利亚则很少见或完全缺失:宇宙狩猎、死者之犬、日月追逐、银河作为滑雪道、潜水取土造地者,以及盗取日光的渡鸦(Berezkin 2005; Berezkin 2010)。
  • 这些共同细节具有足够的任意性,足以排除巧合的可能。在鄂毕河流域的汉特人和纽约的塞内卡人那里,暗淡的辅星都是第二个猎人携带的炊锅(Berezkin 2005, pp. 81–88)。
  • 这些母题并非同时到达。别列兹金的目录收录了900多个传统中的2,200多个母题,并将其分为抵达南美洲的早期太平洋传播流、遍布北美洲落基山脉以东地区的较晚西伯利亚大陆传播流,以及较晚的环白令地区层(Berezkin 2015)。
  • 这一层序与古代DNA相吻合:一个始祖群体约在25,000年前已被隔离在白令陆桥地区,南迁后分化为北方和南方谱系,而5,000年前之后,古爱斯基摩人的基因流入北极地区和纳德内人群(Moreno-Mayar et al. 2018; Raghavan et al. 2015; Flegontov et al. 2019)。
  • 对宇宙狩猎的系统发育重建表明,北斗七星版本已有15,000多年的历史,这使它成为我们能够说明其内容的最古老故事之一(d’Huy 2012)。

“它与一只狗,尤其是与第二个猎人携带的炊锅的关联,极为具体,不可能在亚洲和美洲各自独立地产生。” — 尤里·别列兹金,《宇宙狩猎》(2005),第88页


塞内卡人和汉特人在北斗七星中共同看到的景象 #

六个塞内卡男子远离家乡去打猎,却一无所获。其中一人说自己病了。其实他只是懒惰,但另外四人用两根杆子和一张兽皮做了副担架抬着他,每人仍背着自己的行囊。第六个人提着锅。饥饿加剧时,他们发现了熊的足迹,便丢下那个装病的人和自己的行李,跑了起来。足迹起初很旧,后来是三天前留下的,再后来一天比一天新。被丢下的那个人因一路被抬着而得到了休息,他追上并超过了其他人,赶上熊,将它杀死。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在追逐过程中,他们已离开了地面。故事说:“许多人看见他们在空中,边跑边不断升高。”他们至今仍在那里,靠近北极星。提锅的人是北斗斗柄中间的那颗星,旁边那颗暗星就是锅。每年秋天初霜降临时,橡树叶上都会出现血滴和油滴,人们便说那个懒汉杀死了熊(Curtin and Hewitt 1918, pp. 276–277)。

向西四千英里,在鄂毕河和叶尼塞河流域,汉特人、塞尔库普人和凯特人讲述着同一片天空。北斗的斗身是一头麋鹿,斗柄的三颗星是猎人,第二个猎人旁边的小星是他带来煮肉的锅。阿穆尔河流域的鄂温克人和乌德盖人把同一颗小星看作猎人的狗,北美洲的萨利什人、奇努克人、莫霍克人、莱纳佩人和福克斯人也一样(Berezkin 2005, pp. 81–83)。

那颗小星就是辅星。它离开阳星如此之近,以至于阿拉伯和拉丁文作家用它来测试视力。别列兹金称它很可能是“前科学时代被单独辨识出来的最小天体”。极区星座自然会引出故事,但无论是人类心理还是夜空本身,都没有什么会使人把一口炊锅安放在辅星上。两个大陆上互不相关的民族都这样做,并非趋同。这是记忆。

本文讲述的就是这种记忆:一组随美洲原住民的祖先分不止一波跨越白令陆桥的故事,至今仍依照人群抵达的先后顺序,分布在两块大陆的地图上。写作的缘起是一篇广泛传播的帖子,它将丹德拉黄道图与一部阿兹特克抄本并置,声称埃及和墨西哥共有一个关于十二个种族绘制天空的故事。事实并非如此。丹德拉的十二星座是从巴比伦传入的,天花板雕刻时,它们传入还不到五百年;而阿兹特克抄本的那一页是一张历法表,其中并无十二之数。但帖子背后的直觉,即两个半球描绘了同一个宇宙的感觉,并非毫无依据,只是指向了错误的文物。共同的宇宙不在神庙的天花板上,而在辅星上的一口锅中。

这一论点由来已久。弗朗茨·博厄斯和瓦尔德马尔·博戈拉斯早在1902年就提出过。新变化在于,如今它可以量化了。截至2018年,尤里·别列兹金的世界神话分析目录将约40,000篇口头文本编码为2,264个母题,涵盖从南非到火地岛的934个传统(Berezkin 2015; Thuillard et al. 2018)。对这张表进行分类时,西伯利亚和美洲会归在一起,而且是分层归在一起的。

为何“劳亚”是恰当的术语,而威策尔却不是可靠的权威 #

迈克尔·威策尔为这一模式命名。在《世界神话的起源》中,他将世界神话分为两大家族。遍及欧亚大陆、北非、波利尼西亚和美洲的劳亚神话讲述同一条故事线:世界从混沌或原初之水中产生,天地分离,几代神祇推翻其长辈,一条龙被杀,一场洪水,文化英雄的事迹,以及世界最终毁灭。撒哈拉以南非洲、澳大利亚和美拉尼西亚的冈瓦纳神话则没有这样的叙事弧线。在那些故事中,世界已经存在;无人创造它,也无人会使它终结。威策尔将劳亚故事线的起源定在约40,000年前,即美洲有人定居之前,而这正是这一年代的关键所在:最早的美洲人必定随身携带了它(Witzel 2012)。

这个术语有用,这一框架也确有依据。但提出这一框架的书并不是它的证据。威策尔以印象式的方法比较故事线,依赖二十世纪初德国的文化圈理论,并认为人类早在20,000年前就已到达美洲冰盖以南,比考古和基因组记录所显示的时间早了数千年。民俗学者对这本书的评论极为严厉。1保留这一术语的理由在于,另一个独立的量化研究传统在没有借助威策尔的情况下,得出了同样的两大家族划分。蒂亚尔、勒凯莱克、迪伊和别列兹金对整个目录运用了两种聚类方法,发现这些母题“最适宜分为两个主要群组”(Thuillard et al. 2018)。别列兹金自己使用的名称是大陆欧亚型和印度—太平洋型,而相互间共享母题最少的传统分别位于欧亚大陆和美拉尼西亚(Berezkin 2010b)。

因此,本文讲述的是别列兹金的故事,用的却是威策尔的词汇。圣彼得堡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别列兹金花了四十年阅读原文民族志,并将其编码成一张取材于7,000多种来源的二元表;相比之下,斯蒂斯·汤普森的《母题索引》取材于639种来源(Thuillard et al. 2018, p. 408)。从性情上说,他也是这一领域里最不轻信的人。他承认,猎户座腰带上的三颗亮星在任何地方都可能被想象为三只动物,但他坚持认为,将一支箭头固定在腰带上方某一颗特定的星上,“过于具体,不可能是随机的巧合”(Berezkin 2005, p. 86)。正是这种对自然与任意之处的区分,使下面的案例具有说服力。

宇宙狩猎与我们能够重建的最古老故事 #

别列兹金区分出三种宇宙狩猎。第一种是上文描述的西西伯利亚型:北斗斗柄为猎人,斗身为动物,辅星为锅或狗。它将汉特人、塞尔库普人、凯特人、哈卡斯人和西部鄂温克人,与萨利什人、奇努克人、易洛魁人、切罗基人、福克斯人、莱纳佩人和米克马克人联系起来。第二种是中亚型:猎户座腰带为三只有蹄动物,下方有一个猎人,他的箭位于参宿四或腰带上方的另一颗星上;这一类型为南西伯利亚和美洲大盆地及西南地区所共有。第三种是环北极型,以猎户座或昴宿星团为猎人,分布从萨米人延伸至极地因纽特人。别列兹金将第三种归于公元纪元开始之后的图勒扩张。他写道,前两种“在东北亚和阿拉斯加均不见踪影”,并且“很可能可追溯至新大陆最初有人定居的时期”(Berezkin 2005, p. 79)。如果是较近时期跨越而来,它们本应留下痕迹的地方却没有,而在两块大陆的内陆深处却能找到。

鄂温克人的版本展现了这个故事更接近源头时的样貌。北斗七星是母麋鹿赫格伦;斗身是她的身体,斗柄是紧追在她身后的猎人,小熊座则是她的幼崽。赫格伦偷走太阳,将它带入天空的泰加林,世界随之陷入黑暗。祖先熊人曼吉绑上带翅膀的滑雪板,在一天之内追逐她跑遍整个天穹。滑雪板犁出的沟痕留存为银河,鄂温克人称之为曼吉的滑雪道。午夜时分,他追上麋鹿,射杀了她,将太阳送回,白昼重新开始。阿尼西莫夫将这场追逐解读为太阳年:秋天太阳被盗,春天太阳被寻回,因此这场狩猎每年都会展开并取得胜利(Anisimov 1963, pp. 157–229)。新斯科舍的米克马克人用同样的角色演绎同一个年度循环,只是换上了不同的羽毛:七位鸟猎人整个夏天沿着地平线追逐熊,较弱的猎人在秋天掉队,知更鸟将熊杀死,把羽毛上的血抖落到树叶上;整个冬天,熊的骨架仰卧在天空中,而据哈加尔记录,她的生命进入另一只在北冕座洞穴中沉睡的熊体内(Hagar 1900, pp. 93–97)。塞内卡人和米克马克人的讲述中都有被熊血染红的秋叶,而从猎人到锅,再到季节性的死亡与归来,这整套元素横跨了从鄂毕河到大西洋的广阔地域。

朱利安·迪于伊像生物学家研究基因组一样研究这些版本。2012年,他将18个欧亚和美洲异文编码为44个二元特征,并以两种独立方法构建树状图;两者都指向同一条路线,按他的概括,这条路线从希腊经中亚到西伯利亚,再到不列颠哥伦比亚,最后到美洲东北部。他得出结论,北斗七星版本“必定比15,000年还要古老,来自亚洲,当时人们跨越白令海峡迁徙,定居北美”(d’Huy 2012)。2013年,他将研究扩展到47个版本和93个特征,重建了祖先故事本身:一名男子猎捕一只有蹄动物;狩猎发生在天空中或在天空中结束;动物变成星座时仍然活着;这个星座是大熊座(d’Huy 2013;d’Huy 2016)。迪于伊还提出,拉斯科洞穴竖井中的受伤男子场景,是一幅绘于17,000年前的宇宙狩猎图:按他的解读,野牛肩胛附近孤零零的黑点是一颗星,动物的静止状态标示着一个星座,而它下方的暗色污迹则是染血的秋叶。他自己说,这类例子“仅仅用来说明系统发育方法的解释力”,我们也应当按这一分量看待它们。重建出的原始神话无须依靠任何洞穴来立足。它立足于开阳辅星。

别列兹金得出的一个推论值得明言,因为他愿意明确承担这一推论的后果。如果锅星是继承下来的,那么易洛魁人的远祖在离开亚洲之前,就已用皮革或木制容器,或以石煮法烹煮肉食(Berezkin 2005, n. 4)。一颗星的名字,就是一件冰河时代的厨房用具。

亡者之河边的狗 #

萨阿贡的纳瓦人讲述者描述,灵魂穿越米克特兰的旅程在第四年结束于一条宽阔的河流。死者此前已经穿过相互碰撞的山峦、黑曜石之风和刀刃之山。在河边,狗会背着他们渡河。黄色的狗才是合适的;白狗会拒绝,说它刚刚洗过身子;黑狗也会拒绝,说它已经弄脏了(Sahagún, Florentine Codex, 第3卷,附录,第1章)。在别列兹金列表整理的更广泛的中美洲传统中,背你渡河的狗是你生前饲养和喂食过的狗,这就是人们养狗的原因。早在一千五百年前,科利马的竖井墓中就遍布与死者同葬的肥陶狗(LACMA)。

安大略的休伦人知道一种更严酷的狗。灵魂之路是一条星道,旁边还有第二条星道,供狗的灵魂通行。路与河流交会之处,唯一的桥是一根倒下的树干,桥上守着一只狗。它攻击试图通过的人,将许多人扔进水里,他们沉入水中,再也无法抵达目的地(Sagard 1632,概述见Schwartz 1997, p. 93)。《梨俱吠陀》为亡者旅人安排了两只狗,“四眼,注视人类并守卫道路”,它们是萨罗摩的斑纹后代(RV 10.14.10–11)。《阿维斯陀》警告伤害过狗的人:“守卫钦瓦特桥的狗也不会帮助他离去的灵魂”(Vendidad 13.9)。埃及有阿努比斯和“开路者”乌普瓦奥特;希腊有刻耳柏洛斯;北欧人则有守在格尼帕洞穴的加姆。

别列兹金将这一母题群分解为八个子母题,并列表整理了它们从芬兰到安第斯山脉的分布:作为助手的狗、载死者渡河的狗、援助取决于人如何对待现实中的狗、作为彼岸世界守卫的狗、用食物收买的狗、银河上的狗、彼岸的狗村,以及眼泪或鲜血汇成的河流。其欧亚分布连续不断,从吠陀和《阿维斯陀》延伸至突厥人、芬兰人、科米人、涅涅茨人、塞尔库普人、鄂温克人、那乃人和科里亚克人。其美洲分布则从阿拉斯加的中部尤皮克人向南,经东部林地地区进入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在美洲西部则不存在。他的结论直截了当:“彼岸世界的狗是一个起源于欧亚大陆的母题群”,它“经由阿拉斯加中部而非南部”传入美洲,沿育空河和马更些河流传,而非沿海岸传播(Berezkin 2005b, pp. 133–147)。

支撑这一论证的细节是那个条件。无论在伊朗还是特诺奇蒂特兰,只有你生前喂过狗,狗才会背你过河。在沙漠坟墓中觅食的胡狼,本身就足以解释埃及何以出现犬科动物形象的冥神。它却无法解释为何在两块大陆上,都存在一种由河边执行的、你与你自己的狗之间的道德契约。关于献狗作为这一信仰物质层面长期延续的历史,参见从冰河时代到铁器时代的献狗。

太阳姐姐和被她用煤烟做了记号的兄弟 #

亨利·林克于19世纪60年代在西格陵兰采集了这个故事。年轻人过去常在黑暗中聚集玩游戏,之后年轻男子会追逐姑娘,而姑娘们始终无法知道是谁选中了自己。一位姑娘想要弄清楚,便在游戏前用煤烟涂黑双手,沿着情人的后背抹了下去。年轻人进屋脱衣时,她没有看到任何痕迹,直到她的兄弟最后走进来,白上衣的背面被抹黑了。她磨利一把刀,割下自己的乳房,递给他:既然她的身体令他愉悦,那就让他吃掉这两块肉。他仍然追赶她。他点燃了一支用劣质苔藓做的火把,她则点燃了一支用优质苔藓做的火把;她跑了出去,他紧随其后,两人被升到了天空。到了高处,他的火光熄灭了,她的却仍在燃烧。她是太阳;他是月亮,光线黯淡,身上带着印记(Rink 1875, no. 35, pp. 236–237)。博厄斯在巴芬岛独立记录下同一个故事,连乳房和两支火把的细节都一样;在那里,新月升起时会唱道:Aningaga tapika,“我在上面的兄弟,他正在那里升起”(Boas 1888, p. 597)。林克指出,一名英国皇家海军外科医生在距格陵兰四千公里的阿拉斯加巴罗角听到了姐姐说的这句话,措辞几乎完全相同。

在别列兹金的目录中,追逐是母题A7,即太阳追逐月亮,或月亮追逐太阳,永远穿行于天空。它在美洲的分布弧线是一条教科书式的白令陆桥传播链:从阿穆尔河下游的那乃人,到中部尤皮克人和伊努皮亚特人,再到科尤孔人、特林吉特人、内齐利克人、伊格卢利克人、极地因纽特人和格陵兰人,再到黑脚人,接着是墨西哥的托托纳克人、米斯特克人和特里基人,远端则是火地岛的塞尔克南人和亚马纳人(Berezkin and Duvakin, 母题A7)。单独的追逐母题也见于少数班图民族和澳大利亚东南部,因此这一论证依赖的是从阿穆尔河到火地岛的连续分布链,而不是依赖它在其他地方的缺失。用煤烟做记号被单独编入目录,其索引所列分布在旧大陆,从突尼斯的柏柏尔人经高加索延伸至菲律宾,尽管上面的因纽特故事也包含这一情节。只有在北极边缘地区,这两个部分才被牢牢结合在一起;而一个由最初的白令陆桥人群携带、又经后来抵达北极的人群强化的故事,恰恰应当在那里呈现出最完整的形态。

作为滑雪道的银河 #

作为灵魂之路的银河看似是白令陆桥的标记,实则不然。别列兹金的目录在103个传统中记录了这一母题,包括非洲的班图民族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传统,但在西伯利亚几乎无处可见(母题I65)。一个在西伯利亚缺失的故事,不可能跨越白令陆桥。确曾跨越白令陆桥的银河是动物的足迹。

在汉特人和曼西人的传说中,这条光带是一位猎人的滑雪板留下的痕迹:他追逐一头六腿的天麋鹿,砍掉它多余的腿,将它赶上天空,它在那里变成了北斗七星。在萨莫耶德人中,以及在东西伯利亚、阿穆尔河下游和阿拉斯加,滑雪板痕迹是银河最常见的名称。第二个名称“鸟路”,从波罗的海诸民族和芬兰人那里,经由突厥诸民族,一直延伸到阿穆尔河中游的鄂温克人那里,随后又出现在五大湖北部的奥吉布瓦人和索托人中(Berezkin 2010c, p. 15)。切罗基人有一只奔跑的狗。南方有些人经营着一座玉米磨坊,有好几个早晨发现碗里的玉米粉被偷了。他们发现了狗的脚印,便埋伏起来,等窃贼从北方来偷吃时抽打了它。它嚎叫着跑回家,玉米粉从嘴里掉落,落下的地方便成了银河。切罗基人称银河为 Gi’lï′-utsûñ′stänûñ′yï,意为“狗跑过的地方”(Mooney 1900, no. 11, p. 259)。别列兹金将这些故事归为“银河上的动物足迹”:这一母题在美洲从黑脚人、波尼人延伸到丘马什人,再进入圭亚那(母题 I64)。

别列兹金对整套天体命名的结论,其界限划分异常清晰。“相应的观念从欧亚大陆传入北美”,而在澳大利亚以及南美洲和中美洲,银河的名称“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发展“极其有限”(Berezkin 2010c, p. 22)。天上的足迹与宇宙狩猎属于同一套北方传统,而在鄂温克人的讲述中,两者实际上就是同一个故事:银河是曼吉追赶麋鹿时划出的沟痕。

潜水取土者随第二波人群到来 #

起初只有水,水鸟们看见一个女人从天上坠落。一群鸭子飞上去迎接她,用背驮着她降下来,大乌龟将自己的壳浮出水面接住她。随后,潜鸟问哪一种潜水动物能取回泥土。海狸潜了下去,浮上来时已经死了,爪子空空。水獭待得更久,浮出水面时也死了,什么都没带回来。麝鼠最后下去,待得最久,浮上来时也死了,但“它带上来的爪子和嘴里都满是泥”。它们沿着乌龟壳的边缘铺开泥土,其他麝鼠轮流潜水、死去,直到铺展的两端接合。女人醒来时,水边已经长出了柳树(Hewitt 1903, 莫霍克人版本, pp. 286–288)。

大洋彼岸的布里亚特人讲述,三位神俯瞰原初之海,看见一只鸟在上空盘旋,便命令她:“鸭子,立刻潜入海底!”她潜到底,用喙衔起红黏土、黑土和沙子,浮上水面;诸神将她带回的东西撒向深海,它们便成了陆地(Coxwell 1925, pp. 152–153)。在阿尔泰,潜水者是一个人,第二次被派下水时,他藏了一口土,想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土膨胀起来,几乎令他窒息,上帝让他吐出来后,吐出的东西变成了沼泽,而他自己则变成了亡灵之主埃尔利克(Coxwell 1925, pp. 301–303,据 Radloff)。埃莉·孔加斯于1960年绘制了这一母题的分布图,并主张它在北欧亚和北美具有共同的历史(Köngäs 1960)。鄂毕河乌戈尔人、萨莫耶德人、凯特人、雅库特人、布里亚特人、蒙古人、阿尔泰突厥人和通古斯人都有这一母题。易洛魁语族人群、阿尔冈昆语族人群、平原村居人群和亚北极阿萨巴斯卡语族人群也有。南美洲没有,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和非洲也没有。

这种缺失正是别列兹金追寻的线索。在潜水取土者的分布终止之处,另一种宇宙起源说开始出现:最初的人从地下出现。这种起源说在美洲西南部、中美洲和亚马孙地区占主导地位,其旧大陆的类似传统则见于美拉尼西亚和东南亚岛屿地区。他写道:“潜水取土神话和地下涌现神话是两种主要的宇宙起源观念,其地理分布几乎从不重叠;潜水取土神话源自欧亚大陆,地下涌现神话则源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接下来是其先后次序:“只有第二波人群才将西伯利亚的潜水取土神话带到了美洲”(Berezkin 2010, pp. 128–129;Berezkin 2007)。首批美洲人沿太平洋海岸南下,进入南美洲,带来了包含地下涌现神话的印度洋—太平洋传统。后来,一次经由无冰的麦肯齐走廊的迁徙,将包含潜水麝鼠故事的西伯利亚大陆传统带到了落基山脉以东的土地。潜水取土神话并非一个故事穿越白令陆桥的证据,而是两个不同人群穿越白令陆桥、分别定居于这一半球不同半部的证据。有关这一分野中地下涌现神话的一侧,参见美洲地下涌现神话中的蛇与女人。

渡鸦的日光盒与最晚近的层次 #

渡鸦被赋予了创造世界的力量,但世界里没有光。纳斯河上游很远的地方,一个富人把光藏在自己家里,独自享用。渡鸦缩小身形,变成一粒污物落入水中,被富人的女儿吞下;她生下了他,他成了一个眼睛明亮灵动的孩子。墙上挂着一圈圈圆包。孩子在人群中爬来爬去,一面哭一面指,直到祖父把最末端的袋子给了他,那是装着星星的袋子;他把袋子滚来滚去,让它从烟孔升了出去,星星便散开,成了现在的样子。他哭着要月亮,也得到了月亮。“现在只剩下一样东西了,就是装着日光的盒子,他又哭着要它。”祖父心疼不已,解开了盒子。孩子抓住盒子,叫了一声“嘎”,从烟孔飞了出去。他顺流而下来到一群从未见过白天的人那里,隔着一条溪流与他们争吵,接着打开了盒子;太阳飞上天空,穿海兽皮的人逃进海里,穿陆兽皮的人逃进树林(Swanton 1909, pp. 3–5)。

在楚科奇地区,保管光的是一位精灵,他的房子来回摇摆,太阳、月亮和星星被缝在黑色海象皮里,像一个个球。渡鸦诱使精灵的小女儿去讨要它们;她得到了星星玩耍,把球扔给渡鸦,渡鸦用力一掷,球裂开,星星粘在天上;月亮和太阳也是如此(Bogoras 1902, pp. 629–630)。博戈拉斯发现,海峡两岸连渡鸦的名字本身都相通:伊捷尔缅人称他为库特克,科里亚克人称他为库伊金尼亚库,楚科奇人称他为库尔基尔;他认为,“渡鸦这一角色与美洲一侧的基本相同”。约赫尔松统计出科里亚克神话中有122个反复出现的情节,并在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的神话中发现其中101个(Jochelson 1904, p. 424)。

渡鸦故事群是本文中对应最紧密的一组,也是最晚近的一组。它的分布在白令海两岸戛然而止:一岸是楚科奇人、科里亚克人、伊捷尔缅人和亚洲爱斯基摩人,另一岸是特林吉特人、海达人、钦西安人、埃亚克人、北部阿萨巴斯卡人和伊努皮亚特人;两块大陆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别列兹金认为渡鸦的故乡在亚洲太平洋沿岸,并将他在美洲的流传归于美洲人口定居的最晚期阶段(Berezkin 2010, p. 134)。遗传学研究与此一致:在取样的纳—德内人群和爱斯基摩—阿留申人群中,存在来自同一西伯利亚来源的古爱斯基摩人祖源;这一祖源约5,000年前进入美洲北极地区,而第二次因纽特人扩张发生在一千年前(Flegontov et al. 2019)。渡鸦跨越的是海峡,而不是陆桥,而且他不断地跨越。

被称作祖父的熊 #

塞内卡人和米克马克人天空中的动物,也是横跨整个北方森林地带的那一仪式复合体的核心动物。在纳斯河流域,一头灰熊掳走了一位高种姓的特林吉特少女,后来她嫁给了熊人中的一员。熊人中有位老妇,她自己也是被掳来的人,问少女是否明白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他们掳走你,是因为你对他们的脚印发了怒。”老妇教少女像熊一样收集湿木柴;此后她的火再也没有熄灭,她的丈夫也爱上了她(Swanton 1909, pp. 382–383)。在吉特克桑人和海达人《熊母》的故事中,濒死的熊丈夫教他的人类妻子唱挽歌,并教她如何处理他的骨骼,好让他的同类得以归来(Barbeau 1946)。这首挽歌是一种仪式的叙事形式。欧文·哈洛韦尔于1926年追踪了这种仪式的分布:从萨米人和芬兰人,经过汉特人、埃文基人、尼夫赫人,直至阿伊努人;又从佩诺布斯科特人和奥吉布瓦人,经过克里人,直至特林吉特人。人们称熊为祖父或老人,在杀死它时向它道歉,并将它的头骨和长骨摆放出来,使它能够归来。哈洛韦尔认为,“熊崇拜是一种古老北方森林文化的特征之一”,这种文化“后来扩展到洲际范围,从拉布拉多延伸到拉普兰”(Hallowell 1926, pp. 148–162)。他将其视为沿北方森林文化带双向传播的结果,而非奠基人群带来的文化遗产,因此它不处于下文的地层序列中。它位于该序列的背后:将天熊带过白令陆桥的人们,早已把地上的熊视为亲族。

故事的地图就是人群的地图 #

将这些母题并列起来,它们的分布并不相同。这正是关键所在。

母题西伯利亚锚点美洲锚点非洲/澳大利亚传入层次(别列兹金)
宇宙狩猎,北斗型汉特人、凯特人、埃文基人:驼鹿、三名猎人、作为锅或狗的辅星塞内卡人、米克马克人、切罗基人、萨利什人:熊、猎人、作为水壶或狗的辅星缺失最初定居
宇宙狩猎,猎户座型西伯利亚南部、中亚:三只有蹄类动物、箭星大盆地、西南地区缺失最初定居
银河为滑雪道/鸟道萨莫耶德人、汉特人、埃文基人、阿穆尔河流域阿拉斯加;奥吉布瓦人、切罗基人、平原地区各自独立的名称最初定居
日月追逐纳奈人(阿穆尔河流域)从尤皮克人至格陵兰;黑脚人;米斯特克人;火地岛存在,但分布稀疏最初定居,后经北极地区的迁徙波次强化
亡者之犬塞尔库普人、埃文基人、纳奈人、科里亚克人;伊朗、印度尤皮克人、休伦人、阿兹特克人、玛雅人、安第斯地区;西部缺失埃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未就此复合体编码经由育空—麦肯齐地区的第二股大陆流
潜水取土造地者鄂毕河乌戈尔人、布里亚特人、阿尔泰人、雅库特人易洛魁人、阿尔冈昆人、平原地区;南美洲缺失缺失第二股大陆流
渡鸦窃取日光楚科奇人、科里亚克人、伊捷尔缅人特林吉特人、海达人、钦西安人、伊努皮亚特人;其他地方均无缺失晚期环白令海地区

别列兹金将这张表解读为一个序列。早期的一股人流沿太平洋一侧南下,约在15,000年前抵达南美洲,带去了印度洋—太平洋母题组合:从地下出现,以及一组如今仅为亚马孙地区和美拉尼西亚所共有的母题,因为这两个地方未曾受到后来的大陆影响。第二股人流经麦肯齐走廊进入落基山脉以东的北美地区,带来了西伯利亚大陆母题组合:潜水取土造地者、亡者之犬,以及最完整形式的北斗狩猎。后来的迁徙将北方母题南传至南美洲,而过去5,000年间抵达的纳—德内人和爱斯基摩人又在其上叠加了渡鸦和环北极地区的宇宙狩猎(Berezkin 2010, Fig. 1;Berezkin 2017)。

后来独立开展的古DNA研究揭示了同样的轮廓。奠基人群约在36,000年前从东亚人群中分化出来,并于约25,000年前在白令陆桥地区被隔离(Moreno-Mayar et al. 2018)。南迁不早于23,000年前开始,此后该人群分化为北方和南方支系:按Raghavan的估计是在约13,000年前,按Moreno-Mayar的估计则稍早一些(Raghavan et al. 2015)。一些亚马孙群体携带额外的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相关祖源,其原因仍未得到解释;这与别列兹金发现的亚马孙地区—美拉尼西亚母题重合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应,尽管没有遗传学家声称这一信号携带着故事(Skoglund et al. 2015)。古爱斯基摩人祖源约在5,000年前传入,因纽特人则于1,000年前抵达(Flegontov et al. 2019;Willerslev and Meltzer 2021)。别列兹金坚持认为,故事既可横向传播,也可纵向传承,不一定追随基因的轨迹;在村落尺度上,情况确实如此。在大陆尺度上,这一检验如今已经完成:一篇2025年的预印本将他的完整目录与现代及古代基因组进行比对,发现母题与基因之间的相关性“可以追溯至末次盛冰期之前的人群迁徙,至少远及38,000年前”(Delbrassine et al. 2025)。关于双向交流的考古学方面,见白令陆桥的双向通道;关于这些故事中的动物穿越白令地区的迁徙,见造就美洲的动物。

西伯利亚与美洲共有的故事并非单一的传承,而是一个地层序列。每个母题出现和缺失的地点,记录了由哪个人群、在何时携带了它;这一记录与基因组证据相符。
— Berezkin 2005; Berezkin 2010; d'Huy 2012; Thuillard et al. 2018

这解决了什么问题 #

两个半球共有的宇宙观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它不在神庙的天花板上。它存在于辅星上的一只水壶、河边的一条黄狗、一个双手沾满烟灰的姐妹,以及一只死时爪中握着泥土的麝鼠之中。这些意象不够宏大,吸引不了古代宇航员论者;这也是它们经受住审视的原因之一。它们还比任何神庙都古老一万年,而且并非作为一批货物一同传来。第一批沿太平洋海岸南下的人带来了从地下出现的故事,以及一位逃避自己兄弟的太阳女神。经麦肯齐走廊而来的人带来了潜水的麝鼠、河边的狗,以及带着锅的猎人。最后一批跨越海峡而来的人带来了渡鸦和他的盒子。每一层都在其携带者止步之处终止,基因组的分布也在那里止步。

对夏娃意识理论而言,这批材料是对照实验。它显示了一个故事在没有文字、没有接触的情况下,经过15,000年口头传承后的模样:轮廓仍可辨认,具有鉴别性的细节是任意的,分布则局限于最初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们的后代。任何被认为早于美洲有人定居的母题——蛇、昴宿星团、带来死亡的女人——都必须达到这一标准。宇宙狩猎确立了这个标准。在任何人抵达阿拉斯加之前,一名男子追逐一头驼鹿进入天空;在两个大陆上,经过三次迁徙浪潮,他的后代仍指认着他携带的那口锅。


参考文献 #

  1. Anisimov, A. F. “Cosmological Concepts of the Peoples of the North.” 载于Studies in Siberian Shamanism,Henry N. Michael编,157–229。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3.
  2. Barbeau, Marius. “Bear Mother.”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59, no. 231 (1946): 1–12.
  3. Berezkin, Yuri. “The Cosmic Hunt: Variants of a Siberian–North-American Myth.” Folklore: 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lore 31 (2005): 79–100.
  4. Berezkin, Yuri. "‘The Black Dog at the River of Tears’: Some Amerindia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sage to the Land of the Dead and Their Eurasian Roots." Forum for Anthropology and Culture 2 (2005b): 130–170.
  5. Berezkin, Yuri. "‘Earth-Diver’ and ‘Emergence from under the Earth’: Cosmogonic Tales as Evidence in Favor of the Heterogenic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Indians."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2, no. 4 (2007): 110–123.
  6. Berezkin, Yuri. “Tricksters Trot to America: Areal Distribution of Folklore Motifs.” Folklore: 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lore 46 (2010): 125–142.
  7. Berezkin, Yuri. “Sky-Maiden and World Mythology.” Iris 31 (2010b): 27–39.
  8. Berezkin, Yuri. “The Pleiades as Openings, the Milky Way as the Path of Birds, and the Girl on the Moon: Cultural Links across Northern Eurasia.” Folklore: 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lore 44 (2010c): 7–34.
  9. Berezkin, Yuri. “Folklore and Mythology Catalogue: Its Lay-Out and Potential for Research.” RMN Newsletter 10 (2015): 34–46.
  10. Berezkin, Yuri. “Peopling of the New World from Data on Distributions of Folklore Motifs.” 收于 Maths Meets Myths: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o Ancient Narratives,Ralph Kenna、Máirín MacCarron 和 Pádraig MacCarron 编。Cham: Springer, 2017.
  11. Berezkin, Yuri 和 Evgeny Duvakin. Thematic Classif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Folklore and Mythological Motifs by Area: Analytical Catalogue. 母题 A7、I64、I65。
  12. Boas, Franz. The Central Eskimo. 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Ethnology. Washington, 1888.
  13. Boas, Franz. Tsimshian Mythology. Thirty-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Washington, 1916.
  14. Bogoras, Waldemar. “The Folklore of Northeastern Asia, 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Northwestern Americ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 no. 4 (1902): 577–683. 公开扫描版。
  15. Coxwell, C. Fillingham. Siberian and Other Folk-Tales. London: C. W. Daniel, 1925.
  16. Curtin, Jeremiah 和 J. N. B. Hewitt. Seneca Fiction, Legends, and Myths. Thirty-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Washington, 1918.
  17. Delbrassine, Hugo 等. “Worldwide Patterns in Mythology Echo the Human Expansion out of Africa.” bioRxiv 预印本,2025.
  18. d’Huy, Julien. “Un ours dans les étoiles: recherche phylogénétique sur un mythe préhistorique.” Préhistoire du Sud-Ouest 20, no. 1 (2012): 91–106.
  19. d’Huy, Julien. “A Cosmic Hunt in the Berber Sky: A Phylogenetic Reconstruction of a Palaeolithic Mythology.” Les Cahiers de l’AARS 16 (2013): 93–106.
  20. d’Huy, Julien. “The Evolution of Myths.” Scientific American 315, no. 6 (2016年12月): 62–69.
  21. Flegontov, Pavel 等. “Palaeo-Eskimo Genetic Ancestry and the Peopling of Chukotka and North America.” Nature 570 (2019): 236–240.
  22. Hagar, Stansbury. “The Celestial Bear.”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3, no. 49 (1900): 92–103.
  23. Hallowell, A. Irving. “Bear Ceremonialism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8, no. 1 (1926): 1–175. 公开扫描版。
  24. Hewitt, J. N. B. “Iroquoian Cosmology, First Part.” Twenty-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Washington, 1903.
  25. Jochelson, Waldemar. “The Mythology of the Koryak.”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 no. 4 (1904): 413–425. 公开扫描版。
  26. Köngäs, Elli Kaija. “The Earth-Diver (Th. A 812).” Ethnohistory 7, no. 2 (1960): 151–180.
  27. Mooney, James. Myths of the Cherokee. Nine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Washington, 1900.
  28. Moreno-Mayar, J. Víctor 等. “Terminal Pleistocene Alaskan Genome Reveals First Founding Population of Native Americans.” Nature 553 (2018): 203–207.
  29. Raghavan, Maanasa 等. “Genomic Evidence for the Pleistocene and Recent Population History of Native Americans.” Science 349, no. 6250 (2015): aab3884.
  30. Rink, Henry. Tales and Traditions of the Eskimo. Edinburgh: Blackwood, 1875.
  31. Sahagún, Bernardino de. Florentine Codex: General History of the Things of New Spain. 第3卷,附录。Arthur J. O. Anderson 和 Charles E. Dibble 译。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1952. 数字版,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32. Sagard, Gabriel. Le Grand Voyage du pays des Hurons. Paris, 1632.
  33. Schwartz, Marion. A History of Dogs in the Early America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4. Swanton, John R. Tlingit Myths and Texts.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Bulletin 39. Washington, 1909.
  35. Thuillard, Marc、Jean-Loïc Le Quellec、Julien d’Huy 和 Yuri Berezkin. “A Large-Scale Study of World Myths.” Trames 22, no. 4 (2018): 407–424.
  36. Skoglund, Pontus 等. “Genetic Evidence for Two Founding Populations of the Americas.” Nature 525 (2015): 104–108.
  37. Willerslev, Eske 和 David J. Meltzer. “Peopling of the Americas as Inferred from Ancient Genomics.” Nature 594 (2021): 356–364.
  38. Witzel, E. J. Michael. The Origins of the World’s Mytholog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39. Griffith, Ralph T. H. 译. Rig Veda 10.14. 1896.
  40. Darmesteter, James 译. Vendidad, Fargard 13.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4. Oxford, 1880.

  1. 托克·汤普森在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2013)中称维策尔的学术研究为"completely out of date and highly questionable",并将劳亚大陆/冈瓦纳大陆的划分描述为对战前德国文化圈理论的翻用(review)。布鲁斯·林肯在Asian Ethnology 74(2015)中对该书的评价是"ill-founded, ill-conceived, unconvincing, and deeply disturbing in its implications." 弗雷德里克·M. 史密斯在Religious Studies Review 39(2013)中的评价则较为温和(doi:10.1111/rsr.12047)。维策尔将埃及置于劳亚大陆之内、将撒哈拉以南非洲置于其外,这一点招致了最尖锐的反对。定量学派以研究程序而非文字论辩回应这些批评者:采用编码数据、明确说明的方法和可复现的谱系树,而非对故事情节进行叙事性比较。Thuillard et al. 2018得出的两组划分结果就是这一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