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 迄今已分析的商代青铜器中,超过一半含有的铅具有一种同位素指纹,与中国已知的矿石均不匹配(Liu S. et al. 2018; Chen et al. 2019)。
  • 这种特征约在公元前1450年突然出现,遍及商代世界,又在约三百年后消失。
  • 地球化学家孙卫东认为,同位素指向中国境外极古老的岩石,并主张这些金属和商的创建者来自埃及 (Sun et al. 2016; Foreign Policy 2016)。
  • 批评者在同一本期刊上作出回应,孙卫东也予以答复。十年过去了,仍没有人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找到那座矿。

不知从何而来的铅 #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在合肥开始测量来自商朝最后都城安阳的商代青铜器中的铅同位素。金正耀原以为这些铅会呈现中国铅的特征,但其中一些并非如此。他的十四个样本中有四个的同位素比值极为异常,几乎与中国矿床目录中的矿石全不匹配。他能找到的最接近者位于遥远的西南地区,即1,500公里以外的滇东北 (Liu S. et al. 2018,第106页; Sohu 2019)。

他继续测量,其他人也加入进来。到2018年,已有五百多件商代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发表,其中约一半带有同样奇特的特征 (Liu S. et al. 2018,第106–107页)。

四十年过去了,仍没有人找到那座矿。这一空缺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中最大胆的构想之一打开了大门:这些金属,或许还有商的创建者,来自埃及。

是什么使铅具有“高放射成因性”? #

铅有四种稳定同位素。其中一种是铅-204,属于原生同位素:自地球形成以来,其数量一直不变。另外三种的数量则不断增加,因为它们是放射性衰变的最终产物。铀衰变为铅-206和铅-207;钍衰变为铅-208。富含铀和钍且年代极为久远的岩石,会积累异常大量的206、207和208,其含量相对于204而言尤其突出。

当这些铅聚集成矿体时,其同位素比值便固定下来。冶炼、铸造和埋藏都不会改变这些比值。这使铅同位素成为考古学追踪金属来源的最佳工具之一,前提是有人测量过相应的矿石。

测量指标普通铅商代“HRL”含义
206Pb/204Pb~18.5> 20额外的铀衰变
208Pb/204Pb~38.5> 40额外的钍衰变
207Pb/206Pb~0.85< 0.80金正耀最初的检验指标
一并绘图聚集成簇陡峭的直线极古老的来源,或混合

这些阈值依据Liu S. et al. 2018,第107页和 Chen et al. 2019,第133页。专业人士称其为高放射成因铅,简称HRL。

在图上,商代样本沿一条陡峭的直线分布。如果将这条线解读为等时线,即一种地质时钟,它所指向的源岩年龄约为二十亿年或更久:这正是地质学家称为克拉通的大陆古老核心。埃及说便始于这种解读。

奇特的铅出现在哪里 #

HRL并非某一家作坊的特例。几乎所有铸造商式青铜器的地方都出现了它,而且出现的时间几乎相同。

遗址或地区发现来源
二里头(商以前)58件器物中有0件含HRLLiu S. 2018
郑州、偃师、盘龙城商代早期的HRLLiu S. 2018
安阳(殷墟)HRL在第一至第三期普遍存在Li Q. et al. 2024
四川三星堆超过一半的青铜器含HRLLiu, Rawson & Pollard 2018
陕西汉中115个样本中有88个含HRLChen et al. 2019
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中发现HRLLiu S. 2018

陈坤龙及其同事统计,在800多件已分析的商代青铜器中,超过60%含有HRL;这种铅被使用了约三个世纪,大致为公元前1450—1150年 (Chen et al. 2019,第134页)。随后它从中原“迅速消失” (Liu S. et al. 2018,第108页)。

正是这种分布形态使问题如此引人入胜:突然出现,广泛传播,又突然停止。它看起来不像一种缓慢发展的地方传统,倒更像一条开通、运作后又关闭的供应线。而且这并非微量杂质。商代合金通常含有百分之几的铅,因此无论供应者是谁,其运输的吨数都相当可观。

孙卫东的埃及答案 #

孙卫东从矿床地质学家的角度切入这一问题。他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接受训练,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职业生涯一直致力于研究俯冲带及铜金矿床。2016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工作 (中国科学院简介)。

他的论证于当年3月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上,另有六位合著者,包括美国同位素地质学家罗伯特·扎特曼。论证大致如下 (Sun et al. 2016):

  1. 商代铅在图上落在约20亿—25亿年的等时线上,指向古老克拉通周边的矿石。
  2. 中国已知唯一含有这类铅的矿床——山西铜矿峪——是贫铅、贫锡的铜矿,其附近的矿渣也与青铜器不匹配。它不足以解释全部问题。
  3. 在中国境外,已发表数据中最接近的匹配对象是南部非洲的金属,而南部非洲坐落在地球上两个最古老的克拉通之上。
  4. 尼罗河深入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刚果的古老地壳地区。一个能够利用尼罗河的青铜时代强国本可以从中获取金属。这个强国就是埃及。

孙卫东的论文并未止步于同位素分析。其结论承认,可能有人携带这些金属来到中国。此前他已经公开、明确地主张过这一观点。2015年9月,旅游网站酷鸟开始连载他的文章,标题译为“爆炸性考古发现:中国人的祖先来自埃及” (Foreign Policy 2016; Huang Wenzheng,经新浪,2016)。

里卡多·路易斯在《外交政策》撰文称,他在3月的一个星期日晚上,在合肥听了孙卫东的一场讲座。孙卫东读了司马迁对夏朝疆域的描述:一条大河在入海前分为“九河”;随后他问,哪条大河向北流?一名听众喊道:尼罗河。孙卫东展示了一张三角洲及其众多支流的地图。[^1]

他还讲述了这一想法的起源。1996年,国家支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当时他还是博士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实验室里分析了约两百件青铜器,发现它们与埃及材料比与中国矿石更接近。他的导师告诫他不要发表。二十年后,他发表了。

他所提出的传播者是希克索斯人,这个西亚王朝在公元前17世纪和16世纪统治下埃及。人们认为,是他们将马和战车、复合弓以及新式青铜武器带入埃及。孙卫东提出,在他们的统治崩溃、他们被驱逐之后,一小群人经海路离开并抵达中国,带来了同一套事物:青铜、战车、文字和家畜。在这一图景中,商通过青铜时代近东的埃及边缘地带继承了那个世界。

时间上的契合使这一想法颇具吸引力。希克索斯人在公元前16世纪中叶被逐出。约一个世纪内,HRL在中国出现。约公元前1200年,形制完整的战车出现在安阳,这是随人群传播的精英技术。孙卫东承认,这一想法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荒唐。中国社交媒体对此的反应大致既有愤怒,也有着迷;路易斯统计发现,好奇的评论比敌意评论更多。

争论,以及它为何仍无定论 #

正式的回应于2018年发表在《Archaeometry》上,作者是刘思然、陈坤龙、蒂洛·雷伦、梅建军,以及非洲冶金专家戴维·基利克 (Liu S. et al. 2018)。他们指出,作为比较对象的南部非洲样本是晚得多的器物,其放射成因铅来自锡,而非铅矿石;已发表的埃及新王国时期青铜器不具有这种特征;而在HRL出现之前,中国已在二里头铸造锡青铜。孙卫东的团队在同一本期刊上作出答复,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批评者随后再次回应 (Sun et al. 2018)。

批评者最有力的论点是埃及青铜器。孙卫东自己的论文也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认为埃及可能已失去获取该来源的途径,或者回收利用稀释了这种特征。争论如今的关键就在这里:要么发现具有这种特征、年代相符的埃及或努比亚金属,要么埃及路线仍是一个没有实证的假说。

这篇反驳未能提供的是另一种解释。中国境内的搜寻已持续四十年,每一个候选来源都存在缺口。

候选来源支持理由缺口
滇东北金最初提出的匹配来源当地冶金始于约公元前1200年(Liu R. 2021)
秦岭/汉中富含高放射成因铅(HRL)的当地窖藏(Chen 2019)未发现商代矿山或矿渣
中条山(铜矿峪)唯一确认的HRL矿石(Qin 2020)铅含量过低
豫西安阳地区青铜器的特征与之吻合(Wu et al. 2024)未发现矿山
山东莱芜含HRL的商代矿渣(Wang 2023)仅有一处遗址;是铜而非铅
多种来源混合能解释这条陡峭的线(Liu & Pollard 2022)难以检验

2023年山东的发现是迄今最接近答案的:带有这一特征的商代矿渣,旁边就是与之匹配的铜矿石。它尚不能解释安阳高铅青铜器中的铅。由刘瑞良和马克·波拉德领衔的牛津大学团队所倡导的混合模型,将这条20亿年的等时线解释为普通铅与极端铅的混合,从而动摇孙的出发点。但这一模型同样还在等待混合物中极端端元的发现:一座矿山。

因此,2026年的现状很简单。一种奇特的金属流入商代中国,持续了三百年。没有人发现它来自哪里。

一个古老的欧洲梦想:中国是埃及的殖民地 #

孙并不是第一个在埃及寻找中国根源的人。他是第一个用质谱仪这样做的人。

1667年,耶稣会博学家阿塔纳修斯·基尔歇尔出版了中国图说,主张汉字源自埃及象形文字,因为两者都是图画文字(互联网档案馆,1668年荷兰文版)。一个世纪后,法国东方学家约瑟夫·德·吉涅于1758年11月14日在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宣读了一篇论文,其标题已说明一切:Mémoire dans lequel on prouve que les Chinois sont une colonie égyptienne(利兹大学特藏)。1761年,自然学家约翰·特伯维尔·尼德姆声称,都灵的一尊“埃及”半身像上刻有汉字。这个问题一直传到北京,耶稣会士在那里判定该铭文并非汉字;他们的信件于1768年在英国皇家学会宣读(英国皇家学会,Making Science)。

十八世纪的说法建立在文字之间的相似性上。孙的说法则建立在一种尚无人解释的化学异常上。

通往商代中国的真实道路 #

这个问题值得认真听取,因为早期中国显然与西方存在联系。

  • 战车。 大约公元前1200年,安阳的晚商墓葬中出现了双马驾驭的战车,而当地并无先例(Shaughnessy 1988;Wu 2013)。
  • 青铜冶金。 甘肃和青海的早期金属加工与塞伊玛—图尔宾诺网络关系密切,后者将铸造技术传播到欧亚大陆北部各地(Mei 2003)。
  • 小麦、绵羊和马。 它们都在西方被驯化,并于公元前第三和第二千纪传入黄河流域(Liu X. et al. 2017,摘要)。
  • 玻璃。 西方的“眼珠”至迟于公元前五世纪初传入中国中原地区(Gan et al. 2009)。

还有颜料之谜。埃及蓝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硅酸钙铜,至迟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埃及人就已开始制造。中国工匠制造了与之对应的钡化合物汉蓝,以及一种同类化合物汉紫,后者曾用于给兵马俑着色(Berke 2007;FitzHugh & Zycherman 1992)。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的这些颜料是在当地铅钡玻璃制造技术的基础上独立发明的(Liu Z. et al. 2007)。尽管如此,两个古代文明得出了相同的罕见合成化学成果,这种巧合足以让讨论继续下去。关于思想沿这些道路传播的更广泛论证,参见诸神如何东来和中国兵马俑的苏美尔与埃及根源。

什么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

几项发现就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一座含有相应铅的商代矿山。 在一个矿体中发现年代为公元前1450—1150年的古代采矿遗迹,其铅的三个同位素比值都与商代青铜器相匹配,并有矿渣证明曾进行冶炼。山东的发现在铜方面已接近这一要求。若在富铅矿石方面有同样的发现,就能以支持中国来源的方式终结这场争论。

尼罗河流域的HRL。 一件年代确定、属于同一三百年间且含有商代类型铅的埃及或努比亚青铜器,将立即使孙的论点重获生机。对尼罗河上游古老克拉通的铅同位素调查也会如此;这些地区至今几乎未被取样。

对这条线的检验。 如果高精度研究表明,商代数据构成一条来自单一极古老来源的真实等时线,那么寻找一座异域矿山的工作就要重新开始。如果研究显示是混合所致,答案很可能是多个本地来源。

沿途的货物。 长途贸易和迁徙留下的不只是同位素:还有金属锭、异域风格、沉船。一次前往中国的希克索斯人航行会在沿途留下痕迹。

在此之前,商代青铜器中的铅仍是古代冶金学中最值得探索的未解问题之一。三个世纪以来,商人使用的这种金属如此奇特,以至于它仍与任何已知矿山都不匹配。它可能藏在河南的山中,也可能来自十几座矿山,在王室铸造作坊中混合。或者,正如一位地球化学家十年前所提出的,以及欧洲学者在他之前三个世纪所梦想的那样,它可能远在尼罗河上游。关于长距离接触的主张需要多少证据支撑,参见我们对旧大陆接触的认识得错到什么程度?。

[^1]:司马迁的记载遵循《尚书·禹贡》篇:大禹疏导黄河,使其“北播为九河”后入海。因此,孙对尼罗河的解读将夏朝奠基性的洪水故事迁到了另一处。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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