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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人类世界的蛇形始祖
从中国到柬埔寨、中美洲、非洲、希腊和澳大利亚,蛇形始祖将祖源、婚姻、礼法与主权联系在一起。
简而言之
- 蛇反复出现在人类制度的起源之处:婚姻、生计、仪式知识、王室世系以及土地占有。
- 蛇传授知识、成为祖先,并赋予或维系统治权。
- 中国和中美洲的例子将蛇形身份与人类世界的形成联系起来;高棉和帕拉瓦文献则将与蛇的婚姻纳入王室谱系。
- 澳大利亚传统将蛇祖与亲属关系和仪式联系起来,表明这种关联也存在于农业国家之外。
- 祖先的权威通过传授、血统、婚姻和仪式进入各种制度。
为什么蛇会出现在文明的开端? #
1296年,中国来访者周达观抵达吴哥时,听到了一种关于王权的奇特解释。人们告诉他,宫中一座金塔里住着一位九头蛇神。她以女子的形象出现,国王必须先与她交合,然后才能与自己的凡人妻妾同寝。她是王国土地的主人。如果国王怠慢了她,灾祸便会接踵而至;如果她没有出现,就意味着国王死期将近。周达观在其见闻录的宫室部分记载了这个故事。
国王统治着一个庞大的人类社会。但土地仍属于一条蛇。
神话中的蛇所做的远不止守护财宝、威胁英雄或象征生育。它们创造人类,取回维持人类生存的食物,安排婚姻,创立仪式,并为统治家族提供祖先。在截然不同的社会中,蛇形存在都处于有生命的自然环境转化为人类秩序的关节点。
一条决定婚姻是否合法、提供王权标志,或为氏族举行仪式的权利提供依据的蛇,掌握着支配人际关系的权威。它的力量超出了作物丰产或子女出生的范畴。
文明的传授者赋予人们一项技术或一种制度。祖先赋予共同体以起源,赋予世系以合法性。 先在的主人使定居或统治权取决于与一种更古老力量的关系。传授、血统与许可可以相互重叠,但各自回答的问题不同:我们如何学会生活?我们是谁?我们凭什么有权在这里?
伏羲与女娲:蛇身与有序的人类世界 #

交缠的身体使祖先身份变得可见;测量工具则使这种身份成为一种建立秩序的行动。阿斯塔那出土的帛画将伏羲和女娲呈现为人类的祖先,蛇形是其身份的组成部分(大英博物馆藏品目录)。
《易》之《系辞下》第二章描述伏羲观察天、地、动物以及自己的身体。他据此创立八卦,一套用来理解和分类世界中各种力量的体系。他还结绳为网,用于狩猎和捕鱼。传统注疏认为这位创始者人首蛇身(《周易正义》,第二章)。 《太平御览》也保存了一则将婚礼的创立归于伏羲的记载(卷七十八,伏羲氏)。
伏羲教人谋取生计,也教人理解世界。生计与对世界的阐释来自同一位祖先。
女娲的作为则处于另一层面。后出的《太平御览》保存了汉代《风俗通义》的一则佚文,描述她用黄土造人。这则记载区分了由手捏造的人和用绳子甩泥造出的人,并以此解释社会等级(卷七十八,女娲)。
《淮南子》赋予她另一项任务:修复毁坏的世界。她用五色石补天,重新支撑天空,并遏止洪水。她还杀死了一条危险的黑龙。因此,一位蛇形的恩惠者可以保护人类生命,使其免受另一位蛇形存在的危害;其所扮演的角色,比赋予每条蛇的统一道德含义更重要(《览冥训》)。
这些传统将身体上的祖先与制度的起源结合起来。解释人类存在的神灵,也解释了人们为什么拥有工具、分类体系、婚姻和等级。人类生命与有序生活都有蛇形的创始者,他们在伏羲女娲图中成对出现。
羽蛇神与九风:创造人类与建立领主统治 #
在纳瓦人的《太阳纪传说》中,羽蛇神进入亡者的领域,取得先前人类的骨骸。他带着骨骸逃脱,却跌了一跤,损坏了骨骸;他重新收集骨骸,将其带到塔莫安昌。在那里,基拉奇特莉将骨骸磨碎,羽蛇神在上面洒下自己的血,诸神通过一系列行动使人类诞生(Leyenda de los Soles,第120–121页; León-Portilla,第243页)。
血赋予死者的骨骸以新的生命,将人类的创造与蛇血仪式联系起来。
这些人需要食物。接下来的情节中,羽蛇神追随一只搬运玉米的蚂蚁。他变成一只黑蚂蚁,进入食物之山,带回了玉米。诸神将玉米喂给人类。他取回了不可或缺的食物,参与的是诸神共同进行的一项更大事业;这一情节并未将农业的发明单独归于他(Matos Moctezuma的论述)。
这个名字意为“羽蛇”,而其身份并不止于一个名字。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阿兹特克石雕,将他的人脸与盘绕的羽蛇身躯结合在一起。他能够以人或其他动物的形态行动,这是这位神祇多种变身能力的一部分。无论如何变身,他的蛇形身份始终不变。
米斯特克人物九风将神圣权威带到人间。在《维也纳抄本》第48页,他带着圣物和权力的象征从天而降。Manuel Hermann Lejarazu将这次降临解读为建立城镇和领主统治的准备。同一绘画传统将太初事件与统治家族的神圣权威联系起来(Hermann Lejarazu,图3及其论述)。

John Pohl的解读追踪了这一记述:从九风降临、分开天、水与地,到具名的王国、从树中诞生的祖先、王室婚姻以及仪式的确立。宇宙论转化为政治地理(Vindobonensis,正面第52–24页)。[^nine-wind]
羽蛇传统的谱系还包括基切人《波波尔乌》中的库库马茨,他在创造过程中与其他神力商议;以及尤卡坦关于库库尔坎的记述,Diego de Landa将他与玛雅潘的政治建基和领地分配联系起来。这些是各有不同主角的独立叙事,而不是同一部传记中的不同章节(Christenson译本,第56–58页; Landa,“Kukulcán. Fundación de Mayapán”)。
在这些记述中,蛇的创造力延伸至共同体必须再生产的事物:身体、食物、仪式、聚落和合法统治。创造在社会生活中持续进行。
那伽公主:婚姻带来统治权 #
位于今越南美山的梵文铭文C.96年代为658年。它在一位占婆国王的谱系中,记述了憍陈如与一位蛇王之女的婚姻,后者通常被称为苏摩。这个故事将这对夫妇与高棉世界中的Bhava或Bhavapura(婆婆补罗)联系起来。蛇祖先的记述出现在公开的王室铭文中,使之成为对王朝地位的一项宣示(Finot校刊本,第XVI–XVIII偈,第922–923页)。[^soma]
南印度提供了一个格外明确的平行例证。九世纪帕拉瓦国王难提跋摩三世的韦卢尔帕莱亚姆铜版铭文记载,祖先维拉库尔恰在迎娶蛇族首领之女的同时,获得了全套王权标志。婚姻与统治权出现在同一句话中(DHARMA校刊本,第6偈,第11–12行)。
新娘带来的不只是显赫的血统。在这种政治逻辑中,婚姻使奠基者得以进入一个并非由他创造的权威源头。统治者可以通过与当地既有权力建立关系,继承治理的权利。
后来的柬埔寨传统将这种逻辑化为一片土地。普利亚·通娶了一位那伽公主,她的父亲将水饮尽,为王国提供土地。其他版本则让新统治者获得一座都城。婚礼传统追忆了王子牵着新娘的衣裳进入蛇之国度的情景 (Gaudes 1993, pp. 335–337)。
土地是新娘家族的赠礼。政治奠基成为人类新来者与一个更古老的水域世界之间的婚姻约定。
周达观关于王宫的故事将这种依赖延续到在位国王的当下。每夜都必须再次接近蛇形的土地之主。主权始终以维系使之成为可能的关系为条件。人类国王可以统治人民,同时承认大地还有一位更深层的主人。
梵文谱系与王室婚姻在同印度、柬埔寨和占婆相联系的诸王廷之间发挥作用。古达尔依据铭文记载了印度婆罗门与高棉王室女性之间的婚姻。这些是仪式和谱系观念得以传播的具体渠道,即便某个特定蛇故事的传播路径已无法重建 (Kālidāsa’s Kingship among the Khmers, p. 11)。
雅典与斯基泰:蛇建立亲属关系 #
希腊传统赋予雅典一位人蛇合体的奠基者。阿波罗多洛斯称刻克洛普斯生于大地,是阿提卡的第一位国王。他还让刻克洛普斯见证了雅典娜在与波塞冬争斗时种下橄榄树 (Library 3.14.1)。

雅典奈乌斯援引克勒阿耳科斯,将一项社会制度的创立归于同一位国王:一男一妻的结合。故事通过新出现的对双亲身份的共同确认来解释刻克洛普斯的双重本性,因为据说更早的性关系使父亲身份无从得知 (Deipnosophists 13.555d)。
这是一个关于婚姻和可辨认世系的创世神话,而非史前雅典性习俗的记录。它对奠基者的选择仍然引人注目。一位蛇身国王居于这项制度的源头;通过这项制度,人们获得了在社会上可辨识的亲子关系。
在黑海沿岸希腊人讲述的起源故事中,赫拉克勒斯遇到一位下身为蛇的女子。她持有他失踪的母马,要求他与她交合后才归还。她生下三个儿子,并说只有她掌管这片土地 (Histories 4.9)。
赫拉克勒斯留下一张弓和一条腰带作为考验。最小的儿子斯基泰斯通过了考验;他的母亲让他留在这片土地上,此后的斯基泰国王都是他的后裔 (4.10)。四处游历的英雄离开了。蛇女留下来,抚养继承人,并决定谁可以留下。
这个故事结合了神圣血统、地方女性权力、王权资格与领土占有。像柬埔寨的那伽新娘一样,这位母亲将新王朝与她早已掌管的土地联系起来。
瓦加杜:由蛇之盟约维系的王国 #
在索宁克人的奠基传统中,瓦加杜——史学著作中称为古加纳的王国——依赖于与蛇比达订立的盟约。IFAN档案馆关于丁加与瓦加杜的记述描述了奠基者与这一保护性力量的交易:每年献祭一名少女,以换取王国的繁荣。违背协议导致蛇死亡、干旱、毁灭和人民流散 (IFAN, Légende de Dinga et du Wagadu, LEG-LK-0001)。
王国依照它与比达的关系所规定的条件而存在。这段关系的终结解释了其繁荣的终结。
这改变了杀蛇的意义。英雄屠蛇可以消除威胁;但在瓦加杜的故事中,救出原定的牺牲者也破坏了维系政体的盟约。蛇的危险与恩惠属于同一项义务。政治秩序有其代价,叙事以一种可怖的形式使这一代价显现出来。
澳大利亚蛇祖先:国家出现之前的婚姻与仪式法则 #
澳大利亚的传统将蛇祖先置于亲属关系和仪式法则的起源之处。在同一传统中,祖先动物、拥有动物图腾的人类祖先,以及强大的地景存在,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在鲍德温·斯宾塞1901年的考察日记中,一则记录于宾宾加条目下的叙述描述了帕利亚林吉分部的一位乌兰吉蛇人如何确立正当婚姻。他遇到一位袋鼠人,与他交换亲属称谓,并娶了他的女儿。每位祖先都属于一个有名的地方;蛇的水潭叫瓦拉尼亚。斯宾塞后来发表的版本称这位奠基者是一个以蛇为图腾的人 (journal 2, pp. 78–80)。[^ulanji]
在由祖先之地构成的地理空间中,正当婚姻通过命名关系和联结家族而得以实现。一位蛇图腾祖先帮助确立了辨别合法结合的规则。
与刻克洛普斯和伏羲一样,这位蛇图腾祖先确立了婚姻。蛇对亲属关系的权威出现在政治形式截然不同的社会中,包括没有灌溉或君主制的社会。
约尔恩古人的材料揭示了另一种安排。朱恩古万仪式使男孩进入法则,将他们与早先的同氏族成员及其祖先起源联系起来。围绕里拉特金古和马拉库卢氏族仪式的影像记录而编写的公开说明认为,瓦维拉克姐妹周游各地,创造了各个氏族,并赋予他们法则 (NFSA, “The Wawilak Sisters’ journey”)。
她们与巨蟒的相遇属于仪式中演出的叙事。吞食、风暴与现身将祖先事件同在世者的成年启蒙联系起来(Film Australia的公开背景资料)。两位女性赋予法则;蛇则参与这一故事,法则的力量通过这个故事在约尔恩古仪式中得到更新。
蛇可以通过围绕一项制度展开的祖先戏剧赋予它权威,而不必是它唯一的创造者。奠基之功可以分属于一位母亲、姐妹、动物力量以及继承仪式的人们。
斯宾塞和吉伦还描述了在卡里穆拉举行的一场阿努拉乌兰吉仪式,其祖先故事涉及一条蛇与一位袋鼠人的相遇,以及后者提出将女儿嫁给它。仪式开始前,呼啸器发声,警告妇女和儿童远离场地 (Northern Tribes, pp. 223–224)。 在这里,蛇的祖先身份、婚姻、仪式表演和一种使用受限的器具同时出现。这一记述赋予呼啸器保护仪式集会的作用;它并未将这一特定声音认定为蛇自身的声音。
呼啸器地图集的麦克艾弗河记录 提供了另一项独立的区域性关联:这种器具的当地名称也有“蛇”的意思。
仪式使传承可闻可见。祖先的行为变成仪式;仪式成为又一代人进入人类秩序的方式。
奥安涅斯:鱼身的文明导师 #
贝罗索斯对奥安涅斯的记述描述了一个具有人类特征的鱼身存在从海中出现。白天,他传授书写、数学、城市、神庙、法律、边界和耕作;夜晚,他返回水中 (Berossus, fragment 1, translated by Verbrugghe and Wickersham, p. 44)。
恩基或埃阿处于智慧、技艺与地下淡水的神圣领域。在伊南娜与恩基中,王权和专业技艺等权能从他那里转移给伊南娜及其城市(牛津大学ETCSL译文,E–F节)。 他在艺术中的惯常形象是戴角帽的有须神祇。曾被误认为埃阿的披鱼皮智者形象代表的是阿普卡鲁 (Oracc, “Enki/Ea”)。

美索不达米亚传统也将制度的开端归于超人存在的教导者。奥安涅斯是鱼形存在,恩基的常见形象则为人形。他们的教化角色与蛇形始祖相似,但并不具有蛇的身份。
祖先权威传入制度 #
在《龙的演化》(1919)中,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汇集了一个庞大的复合体,涉及水、生命的恢复、大母神、神圣王权与龙。他认识到,蛇的意义可能存在于一个相互关联的宗教体系之中。他在序言中将施恩的龙与水及国王联系起来,继而试图将分布遥远的传统追溯至埃及的发展。他甚至把美洲图像中一头被认为是印度象的动物,视为跨太平洋传播的证据 (Evolution,序言,第vi–xii页)。
蛇形始祖体现了转移至人类制度中的祖先权威。渔网和玉米维系肉身。婚姻组织生殖。仪式再生产得到承认的成员身份。谱系再生产统治权利。与土地先前主人的关系使定居获得正当性。蛇可以在同一个祖先形象中将其中几种作用联系起来。
| 传统 | 与蛇的联系 | 奠基角色 | 传承下来的权威 |
|---|---|---|---|
| 中国的伏羲与女娲 | 蛇身祖先 | 人类生命、渔网、分类、婚姻 | 有序的人类社会 |
| 纳瓦人的羽蛇神 | 具有多种形态的羽蛇 | 人类的复生与玉米的取回 | 通过神的行动维系的生命 |
| 米斯特克人的九风 | 与羽蛇有关的风神 | 神圣王权标志与奠基 | 领主权与仪式权威 |
| 高棉–占婆谱系中憍陈如的新娘 | 蛇王之女 | 王室婚姻与祖系 | 王朝地位 |
| 帕拉瓦王朝的毗罗库尔查 | 与蛇首领之女成婚 | 获得王权标志 | 主权 |
| 雅典的刻克洛普斯 | 人蛇之身 | 王权与婚姻制度 | 受承认的亲子关系 |
| 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之母 | 人蛇之身;领土权力 | 王室祖先之母 | 王权与土地占有 |
| 瓦加杜的比达 | 守护之蛇 | 维系王国的盟约 | 以履行义务为条件的繁荣 |
| 宾宾加记载中的乌兰吉祖先 | 蛇图腾身份 | 正当的婚姻关系 | 亲属关系规则 |
| 约尔恩古人的瓦维拉克故事群 | 姐妹与蟒蛇相遇 | 仪式的祖先宪章;姐妹传授律法 | 氏族成员身份与仪式传承 |
祖先蛇力可以成为新制度据以主张正当性的来源。王国形成时,这种权威可以表现为蛇形新娘或王室祖先。在仪式和亲属关系组织集体生活的地方,它则可以继续依附于婚姻分组、祖先之地和入会仪式。现存记录并不能确立这些变化在所有地区发生的有确切年代的先后序列。
蛇的形象出现在许多不同类型的传统中。蛇类祖先与婚姻规则、领土权力、特定仪式行为及世袭守护职责相结合,构成了一种更具辨识度的组合。印度与东南亚的宫廷之间存在联系,铭文中保存着反复出现的谱系表述。蛇形始祖在世界各地反复出现,并不能证明所有这些传统具有共同的历史起源。[^comparison]
作为祖先遗产的文明 #
蛇的奠基工作超越了宏伟城市、文字和国王,延伸至更小规模、更为根本的生活安排:寻找食物、称谓亲属、进入成年、确认世系,以及在特定的土地上生活。
这些故事一再将上述安排的起源置于当代人之外。人们并非只是自行决定如何通婚;这种关系是由一位祖先确立的。一个统治家族并非只是占据一片土地;一位蛇女将其创始人与土地联结起来。仪式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将传承下来的律法带入当下。
夏娃意识理论将蛇的传统描述为一种新人类生活形式的载体。在这些奠基故事中,祖先的力量转化为可以传授、可以继承的为人之道,将王室世系与蛇的入会仪式联系起来。
蛇形始祖体现了一个关于社会起源的鲜明观念。人类秩序源自与先于我们存在的力量的关系。教导者可以是蛇,祖先可以是蛇,土地的主人也可以是蛇。当人们进入这种关系并学会传承其权威时,文明便开始了。在这些传统中,蛇居于根基之处,因为人类世界是被承受、被践行并被传承下去的。
注释 #
[^nine-wind]:九风是米斯特克神祇,通常被拿来与埃埃卡特尔-羽蛇神比较。他经常以人形风神的装束出现。该手抄本中后来的王朝和仪式场景超出了他自身的事迹;神的授权并不意味着每个统治家族都是他的血缘后裔。
[^soma]:C.96是一方讨论高棉关联的占婆铭文,并非一世纪扶南的记录。其中的蛇婚、中国关于混填与柳叶的记载,以及后来的普利亚·通故事,是彼此不同的见证。对索玛及月系谱系表述的解释仍有争议;参见Golzio 2023,第129–133页和Goodall,第16–17页。这方铭文可靠地确定了该谱系公开使用的年代,而非其中所叙事件的年代。
[^ulanji]:期刊将这一记述归于宾宾加,采用斯宾塞当时的拼写。后来的记述明确指出,这是一名属于乌兰吉蛇图腾的男子:Spencer and Gillen,The Northern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1904),第438–439页。塑造地貌的乌兰吉属于另一个叙事,与这位婚姻制度奠基者的故事不同。他的图腾身份也不同于伏羲–女娲或刻克洛普斯实际具有的蛇身。
[^comparison]:现存文本、铭文和图像的年代是见证材料的年代。它们不能自动确定故事创作或其所解释制度的年代。澳大利亚的例子表明,与蛇相关的制度权威也存在于国家之外;这些例子被现代人记录下来,本身并不能确立史前年代序列。
资料来源 #
- Zhou Daguan。Zhenla fengtu ji (A Record of Cambodia),宫殿部分。关于他1296–1297年访问的记述。
- British Museum。Fuxi and Nüwa funerary banner, 1928,1022,0.203。阿斯塔那,六至七世纪。
- Kong Yingda等。Zhouyi Zhengyi, Xici xia, chapter 2。关于伏羲的发明及形象的经文与传统注疏。
- Li Fang等,编。Taiping yulan, chapter 78。女娲部分保存了Fengsu tongyi佚文。
- Huainanzi, Lan ming xun。女娲修补世界。
- Leyenda de los Soles,成于1558年。载于Códice Chimalpopoca,Primo Feliciano Velázquez译,UNAM,第三版,1992年,第120–121页。
- León-Portilla, Miguel。“Los merecidos por el sacrificio de los dioses”。Estudios de Cultura Náhuatl 53 (2017): 241–244。
- Matos Moctezuma, Eduardo。“Mito del robo del maíz del Tonacatépetl o Montaña de los Mantenimientos”。Arqueología Mexicana,特刊81,第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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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ot, Louis。“Notes d’épigraphie XI: Les inscriptions de Mi-Sơn”。BEFEO 4 (1904): 897–977。C.96,尤其是第XVI–XVIII颂。
- Francis, Emmanuel,数字版编辑。Vēlūrpāḷaiyam plates of Nandivarman III, year 6。DHARMA,梵文第6颂。
- Gaudes, Rüdiger。“Kauṇḍinya, Preah Thaong, and the ‘Nāgī Somā’”。Asian Folklore Studies 52.2 (1993): 333–358。
- Golzio, Karl-Heinz。“Kauṇḍinya in Southeast Asia revisited”。Journal of Global Archaeology (2023): 122–137。
- Goodall, Dominic. Kālidāsa’s Kingship among the Khmers。第二十九届 J. Gonda 讲座,2022年,第11、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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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AN Cheikh Anta Diop. Légende de Dinga et du Wagadu。Fonds Lylian Kesteloot,LEG-LK-0001,未注明日期的档案记述;目录描述。
- Spencer, Baldwin. Expedition journal 2, 1901–1902,第78–80页。Spencer and Gillen 数字档案。另见 Spencer and Gillen,The Northern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1904年,第223–224、438–439页。
- 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 / Film Australia. “The Wawilak Sisters’ journey”及Ceremony: The Djungguwan of Northeast Arnhem Land,公开背景资料。
- Berossus. 残篇1,见 Gerald P. Verbrugghe and John M. Wickersham,Berossos and Manetho, Introduced and Translated。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年,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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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th, Grafton Elliot. The Evolution of the Dragon。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19年,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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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Mark Landon / Wikimedia Commons 拍摄的刻克罗普斯照片, CC BY 4.0,为显示而调整了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