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中国的金字塔形建筑从新石器时代的祭坛土台到中世纪帝王陵墓一脉相承，与埃及体系各自独立。
- 秦汉时期的夯土帝陵封土构成中国的“金字塔谷地”。
- 史前红山与鄂尔多斯台基证明本土金字塔传统早于埃及实例。
- 西夏陵显示金字塔形制延续至11–13世纪，并呈现区域变体。
- 中国金字塔象征祖先崇拜与政治权力，而非神王复活。
引言：中国的金字塔式帝陵#
当人们想到金字塔时，通常会联想到埃及的石质巨构。然而中国同样拥有金字塔形的建筑——散布在平原上的古代陵墓封土。这些多为帝王陵墓，以夯土堆筑成顶部平坦、四侧陡直（常为方形底座）的高大封土，用以覆盖皇帝的遗体。
在陕西西安（古长安）周边的关中平原，尤其是秦汉时期，矗立着数十座这样的“金字塔”式陵墓。例如，秦始皇陵以及至少十一座西汉帝陵，就在西安以北形成了一片名副其实的金字塔群。
这些土质金字塔今日的视觉冲击力不如埃及石塔——许多看上去只是树木覆盖的土丘——但在其时代，它们是规模宏伟的工程壮举与宇宙象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献甚至将咸阳塬上密集分布的西汉帝陵称为“中国的金字塔群”。
与由切割石块砌成的埃及金字塔不同，中国的金字塔以夯土建造（有时外包砖石），顶部为平坦平台，呈截顶状（中国文献称其为“覆斗形”）。这些建筑跨越极长的历史——从距今五千多年的史前祭坛台基，到距今仅八百年的中世纪帝陵——展现出一种本土的金字塔式纪念建筑传统。
史前先驱（新石器时代的金字塔？）#
早在中国帝王出现之前，早期文化就已修筑大型礼仪性土台，足以与金字塔相提并论。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揭示出中国存在早于埃及最古老金字塔的新石器时代金字塔形建筑。
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来自中国东北的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2900年）。在辽宁牛河梁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距今5000年的圆锥形“金字塔”：一座人工夯土堆筑、外包石块的土丘。该红山遗迹的核心为直径约40米的圆形夯土台，现存高度约7米（原本可能更高），外围环绕两圈立石，最大直径达100米。
其侧面以分层台阶式堆筑——考古学家观察到夯土分约20厘米一层夯实——基座则以石墙加固。耐人寻味的是，在大土丘周围分布着30余座较小的石冢，这些小冢的布局与吉萨金字塔群颇为相似：中央一座大“金字塔”，周围环绕若干小型卫星冢。牛河梁“金字塔”的功能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它是祭天用的祭坛，也有人认为是首领墓葬，因为在周边小冢中出土了玉龙、玉龟等丰富随葬品。
无论如何，这表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东亚先民就已开始堆筑金字塔形的巨大土堆，用于宗教或丧葬目的——这一传统与埃及无关，是独立发展。
另一座史前“金字塔”位于内蒙古黄土高原。鄂尔多斯扎子峨各单遗址（约公元前2500–2000年）是一处带城墙的礼仪性建筑群，其中心为一座两层夯土高台。内层台基为一座截顶方形土台，底边约30米，以阶梯式“二层台”形制建造。学者将其认定为古代祭坛——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古籍《山海经》中记载尧舜在此一带营建四方高台（“众帝之台”）。鄂尔多斯台基年代约距今5000年，很可能就是这些神话“帝台”的现实对应物。这表明，修筑大型阶梯式土台以行祭祀，是早期北方华夏文化的一部分。类似地，在陕西黄土高原，新近发掘的石峁城（约公元前2300–1800年）拥有一座高耸的夯土城台——皇城台，高约70米，外包石砌台阶。虽说它更像一座堡垒而非陵墓，但石峁的高台进一步说明，史前中国偏好以金字塔状、山岳式建筑来体现神圣或政治中心。所有这些帝国之前的实例表明，中国的金字塔建造传统有着深厚的新石器时代根基，远早于与西方文明的任何接触。
帝王陵金字塔（秦汉时期）#
中国最著名的金字塔是秦汉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帝王陵墓。这些是规模宏大的陵园建筑群，其中心墓室上方标志性地堆筑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形封土。其原型是秦始皇陵（公元前259–210年）。约在公元前210年，秦国工匠在其地下宫殿之上堆筑了一座巨大的封土堆。从俯视平面看，秦陵封土几乎是一个对正四方的方锥体。今天它高约76米，底边长约350米。（古文献称其设计高度为“五十丈”，约115米，但实际并未堆至设计高度。）数百年的侵蚀已使其轮廓变得圆润，但早期照片仍清晰显示其至少有三层台阶式轮廓。事实上，最新考古发现表明，秦陵金字塔原本更为复杂：在可见封土之下，还有九层叠砌的夯土台阶，构成一座巨大的层叠高台，其上再堆筑上部封土。实质上，始皇陵是一座九层阶梯式夯土金字塔——其规模惊人，基址面积约25公顷（边长约500米），占地面积超过吉萨大金字塔的四倍。（从体积与占地来看，秦始皇陵可谓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金字塔式陵墓，只是由于材质为黄土，如今更像一座林木葱郁的土山，而非光辉耀目的石塔。）这座被一些人称为“黄土金字塔”的始皇陵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后世未再复制其完整的九层结构，因此考古学界将其称为“秦式金字塔形制”，以示其特殊性。
随后的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的皇帝继续营建大型金字塔形封土陵墓，尽管规模不及秦始皇陵。西汉十一位皇帝皆葬于长安（西安）附近，每人一座巨大的夯土封土山。这些汉陵封土多高约25–35米（底边约150–220米）。据古籍记载，“汉诸陵高十二丈，基广百二十步，唯武帝陵高十四丈，基广百四十步”。折算约为标准高度30米，最大者约46米。现代测量证实，汉武帝之陵——茂陵——高约46.5米，底边约233米见方。汉武帝（汉武帝）在位54年，为其陵墓投入巨量资源（传说数十年间耗去国赋三分之一）。最终形成的茂陵封土陡峭雄伟，被中国文献誉为“东方金字塔”。其侧影如一座截顶圆锥——本质上是被削去塔尖的金字塔。汉代文人惊叹茂陵“高峻特立”，远望可见。其周围分布着数十座王公功臣陪葬墓（各自有小型封土），在空间布局上颇似埃及法老金字塔群的卫星墓。咸阳平原上的其他西汉帝陵——如高祖长陵、景帝阳陵等——至今仍以约30米高的覆斗形封土山屹立。九座西汉帝陵沿渭河北岸排布，常被比作“中国的金字塔谷地”。早期西方观察者也对此印象深刻：20世纪10年代与40年代，美国旅行者与飞行员曾注意到西安附近的大型金字塔形土丘——1947年一则报纸甚至将其中一座称为“白色大金字塔”，后来证实那就是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的汉武帝茂陵。尽管并非白色石灰岩，汉陵本身同样是宏伟的土质金字塔，象征着帝国权威。值得注意的是，每座汉陵封土外均有一圈方形围墙（构成陵园），封土本身往往带有台阶或分层。对汉景帝阳陵的最新考古显示，其原本的圆顶封土最初是四层阶梯式结构，顶部平坦，只是经千年风雨侵蚀才变得圆滑。因此，汉帝有意识地赋予其陵墓封土以阶梯式金字塔形态，以此在永恒记忆中联结天地。
后续实例与地理分布#
此后各朝仍延续（并变体发展）夯土金字塔式陵墓传统。东汉（公元1–2世纪）迁都洛阳，其帝陵多为方形封土，但不少已严重风化，或依山而建以便隐蔽。唐代（公元7–10世纪），长安周边的皇家陵墓多利用自然地形：如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即凿山为陵，以整座山峰充当“封土”。若陵墓建于平地，唐代仍会堆筑外部封土（规模通常较小），但汉代那种极为巨大的金字塔式封土在中原腹地未再出现。然而，在中国东北边缘地区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高句丽王国（统治部分满洲的古代朝鲜王国）为其君主修建石质金字塔。吉林集安的“将军冢”（约公元5世纪）即是一座由巨石砌成的七层阶梯式金字塔，外观颇似缩小版的玛雅或埃及金字塔（尽管更可能源自当地墓葬传统，并受中原影响）。这表明金字塔形制并不局限于中国中部——在受汉文化影响的边缘文化中也有体现，只是材质不同。
进入中世纪，中国西北的一支王朝修建了巨大而尖峭的陵墓，以至后人称之为“东方金字塔”。这就是宁夏银川附近的西夏帝陵，年代为11–13世纪。西夏（党项族）皇帝在贺兰山脚下营建皇家陵园。今存九座巨大陵冢，虽严重风蚀，仍极具震撼力。每座西夏陵的外部建筑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多层锥形夯土核心。下图所示即宁夏一座西夏帝陵，常被比作蜂巢或泥砖金字塔。在其鼎盛时期，这些陵墓为八角七层塔式建筑：考古表明，夯土核心原本包覆木构檐廊与琉璃瓦屋面，整体形似一座巨型宝塔。现存最高者约20–25米（完整时或达30米）。当地人自豪地称西夏陵为“中国的金字塔”，尽管其形态更圆润、体量也小于埃及石塔。每座陵墓原属一座带城墙的陵园建筑群，内有庙宇与门阙，如今多已不存。失去瓦片保护后，这些夯土塔在风蚀中不断崩塌，但其截顶金字塔轮廓仍清晰可辨。这说明，即便是中世纪的非汉族王朝，也重视以金字塔形制营建皇家陵墓——这既出于工程实用性，也源于普遍的象征意义：高耸如山的陵墓直指苍穹。
总体而言，中国金字塔建筑的地理分布，从东北辽宁高地的红山文化土台，到北方鄂尔多斯沙漠的祭坛台基，再到陕西关中腹地密集的秦汉金字塔群，直至西部宁夏的党项帝陵，范围广阔。总计有数百座金字塔形封土存在——据中国官方2000年前后的一项估算，仅西安地区广义范围内就有约400座古代金字塔式陵墓。许多仍未发掘，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少数已开发为旅游景区并配套博物馆——例如西安附近的汉景帝阳陵就设有地下博物馆与可见的截顶封土。然而更多的陵冢仍静静地以草木覆盖的土丘形态，散落在村庄与田野之间。其数量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足以证明金字塔式陵墓是中国文明中一个持久的组成部分，在不同朝代中不断演化以适应各自的时代需求。
诠释与文化意义#
中国为何修建金字塔，它们意味着什么？其答案与埃及不同。在埃及，金字塔是宇宙性的复活机器——法老登天成神的阶梯。在中美洲，金字塔常承载祭祀与献祭神明的庙宇。相比之下，中国的金字塔式陵墓根植于祖先崇拜与政治合法性，而非将君主神格化。早期中国文献指出，贵族葬礼长期并无高大封土——陵墓封丘（坟丘）普遍出现是在春秋时期（约公元前8–5世纪）之后。至战国时期，秦等诸侯国开始在王陵之上“大作丘陇”，既为后世标示墓地所在，又彰显墓主尊贵地位。本质上，中国人将陵墓封土视为纪念碑与标志——“丘陇之高，以显尊卑”。古代礼制甚至规定不同等级对应不同封土高度。高大的陵冢作为一座永久性的纪念山丘，矗立于地景之上，昭示“此处长眠者为一方之君”。同时，它也为生者提供了祭祀祖先的焦点——祭祀多在封土之下或附近祠庙进行，而非在封土顶部（封土往往过大，不便登临）。事实上，中国传统认为，与天或神明沟通应在自然山岳或专门营建的祭坛上进行，而非在陵墓之上。帝王陵墓封土并非为死者提供“登天之梯”，而更像是其永恒存在的象征与尘世功业的堡垒。这是一个关键的文化差异。有史家指出：“中国的陵墓封土主要用于标示墓地与区分等级，与神祇关系不大。”孔子亲为父母营建一座四尺高的小封土，仅仅是为了日后能找到墓地以行祭祀。因此，在中国，金字塔形态首先是世俗与礼仪性的，与祖先崇拜和权威象征紧密相连；而在埃及，它则是显性的宗教装置（神王升天之机）。
话虽如此，在某些情形下，中国的金字塔式陵墓也被赋予宇宙象征。秦始皇陵便是典型例证。其陵园整体被设计为帝国与宇宙的缩影：地下宫殿据传以星空为顶、以水银为江河，而地上封土或许被构想为一座“人间须弥山”或宇宙支柱。学者指出，秦陵九层金字塔可能对应古代“九重天”的观念。一种解释认为，皇帝营建了一座“地天通”的高台，以沟通“昊天上帝”。确实，秦始皇晚年痴迷求仙问道、登天成仙，其陵墓布局与星象存在对应关系（如祭祀坑按星座排布）。在这一特例中，金字塔或许兼具精神“阶梯”的功能——在观念上与埃及“通天之梯”的金字塔不谋而合。这是东西方在高度象征上的一种独立收敛：古代世界普遍将“高”与“神圣”联系在一起。正如有学者所言，古人皆以高处为与天沟通之所——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金字形神塔、埃及与中美洲的金字塔，还是中国的山岳祭坛。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用于祭祀的高台（如牛河梁三层圆坛，或后世北京天坛的三重圆台）通常与陵墓分离。中国皇帝登临名山或登上高坛行国家大祀，而其陵墓则用于安奉祖先，而非字面意义上的“送其升天”。典型的陵墓封土为截顶形——并不刻意尖指星空——且常被称为“陵”，意为人工营造的山丘。它主要象征一座供纪念与祭祀的圣丘，其庞大体量本身就是对亡者荣耀与后代孝道的见证。
传播还是独立发明？#
金字塔建筑在全球多地出现，自然引发一个问题：金字塔观念是文化间传播的结果，还是各自独立产生？鉴于中国、埃及与中美洲皆有金字塔，一些人曾猜测存在古代联系——从失落文明到外星人——但主流证据强烈支持独立发展。没有任何可信的历史或考古证据表明中国的金字塔建造与埃及存在直接关联。各自的形制与功能均在本土文化语境中演化。中国研究者强调，外观上的相似“或许只是巧合”，并指出其背后迥异的文化背景、丧葬观念与宇宙观。例如，埃及金字塔（约公元前2600年）是为神王灵魂升天而建的石质陵墓，而中国金字塔（约公元前400–200年间出现的夯土封土）则是本土祖先崇拜与国家权力实践的产物。时间轴同样指向独立发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金字塔”如牛河梁（约公元前3000年）略早于最早的埃及金字塔，但两者之间并无已知接触——两大文明相距半个地球。同样，玛雅的金字塔式庙宇（约公元前1000年后出现）完全在与欧亚大陆隔绝的环境中发展。现代科学证实，在金字塔建造时期，古埃及人、中国人与前哥伦布时期玛雅人之间不存在可指示人口混合的遗传或语言联系。DNA研究显示，中国人群中并无显著的埃及血统；而美洲原住民源自冰河时期自西伯利亚迁徙而来的古人群，远早于埃及文明的形成，因而不存在直接影响。语言学上，埃及象形文字、汉字与中美洲的象形符号并无共同起源——19世纪学者试图将其联系起来的尝试已被证伪。关于金字塔与其他古代文明间“扩散论”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我们关于前哥伦布时期接触与前哥伦布时期跨洋接触的文章。
历史上，中西学者都曾对这些相似性感到好奇。早期西方访华者如耶稣会士阿塔那修斯·柯尔舍（Athanasius Kircher）在1667年就注意到中国帝王的陵墓封土，并思考“中国的金字塔”。20世纪40年代，关于中国“白色金字塔”的耸人听闻报道（严重夸大其规模）一度激起各种离奇理论，直到后来证实那只是汉武帝茂陵在强光下的视觉效果。一些伪史作者甚至提出外星人或全球失落文明连接埃及与中国的说法——这些主张已被学界坚决否定。19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外交官郭嵩焘，也曾将埃及象形文字与中国金文相提并论，暗示某种共通性，但这更多是一种文明自豪感的表达，而非扩散证据。今日共识认为，金字塔式纪念建筑在不同文明中是独立收敛的结果——它们是对类似需求（纪念性、稳定性、宇宙象征）的共同回应。叠砌收分结构本身极为稳定（下宽上窄），因此许多文化自然会选择这种形制来建造高耸的圣建筑。正如一位中国考古学家打趣道：“埃及与中国的金字塔几乎在同一纬度排成一线，那只是地理巧合，并非相互影响的证据。”卫星测绘显示，西安周边至少有16座大型金字塔形封土——它们自成体系地排布，与吉萨布局并无对应。各文明的金字塔都按各自的北极星、方位观念与象征体系进行定向。总之，古代中国并未从埃及借用金字塔观念，反之亦然——两者都是各自文明世界观的自然产物。
结语：金字塔的东方视角#
从东方（中国）的视角看，金字塔的故事是本土创新与文化延续的故事。中国学者以红山“金字塔”早于埃及为傲，将其视为华夏文明早期纪念性建筑的证据。他们强调，中国的金字塔式陵墓体现的是祖先崇拜、国家权力与天人和谐，而非对君主的神化。相关叙事常将埃及对“来世”的“痴迷”与中国对“现实生活”的“务实”相对照。正如一篇近年的中国评论所言：“当埃及人堆砌石质金字塔以求不朽时，黄河平原的中国人正忙于修建粮仓、城墙与观象台。”确实，考古发现如陶寺距今4300年的观象台表明，中国人在埃及建造金字塔的同时，已在测量天象——他们取得的是另一种纪念性成就（历法），其意义或许比法老陵墓更为长久。这一视角认为，各文明各自选择了通往“纪念性”的不同路径：埃及通过歌颂神王的石质金字塔，中国则通过融入连续文化谱系的夯土金字塔。
尤为关键的是，中国的金字塔式陵墓并非孤立奇观，而是一个未曾中断的礼仪传统的一部分。古代陵墓的覆斗形封土，在后世中国建筑中仍有回响——例如北京天坛的圜丘坛为三重圆台，与红山祭坛的同心圆环颇为相似，象征“天圆地方”。帝陵作为宇宙缩影的观念也影响了后世风水与阴宅选址。直至今日，明清帝陵（尽管规模较小）仍延续了以隆起封土为尊严归宿的观念。因此，中国的金字塔并非一次性的试验，而是尊祖敬宗与表达宇宙秩序的长期实践。中国文献往往强调这种连续性与本土起源，有时也隐含回应西方中心论叙事。正如新华社在一次中埃文化展期间所写：“在金字塔之巅，中国与埃及文明展开对话”，意在强调两大文明各自独立而平等的地位。
总而言之，中国的金字塔——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阶梯祭坛、雄伟的汉代帝陵，还是神秘的西夏陵塔——构成了人类金字塔建造史中一章引人入胜却鲜为人知的篇章。它们表明，金字塔并非埃及或中美洲的专利，而是一种在东方同样蓬勃发展的全球人类冲动。尽管用途各异、信仰不同，中国的夯土金字塔同样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在天地之间架起桥梁——作为人类追求、记忆与永恒之愿的持久纪念碑。
常见问题解答 #
问 1：中国的金字塔式陵墓与埃及石质金字塔有何不同？
答： 中国帝陵多为夯土封土，旨在体现祖先崇拜与政治合法性，而非实现神王复活；其形制多为截顶或阶梯状，今多呈覆绿之丘；而埃及石质金字塔则是为神王灵魂升天而建的宇宙“阶梯”。
问 2：旅行者到哪里可以看到中国的“金字塔谷地”？
答： 在西安以北的咸阳塬一带——尤其是西汉的长陵、阳陵与茂陵——形成了一条密集的金字塔形陵冢走廊，其中不少已建有现场博物馆（如汉景帝阳陵）或标示为公园。
问 3：中国的金字塔是否对中美洲或埃及的建造者产生过影响？
答： 没有任何可信的考古、遗传或语言学证据表明存在这种影响；相似的形态是一种结构稳定的收分式设计，在不同文化中独立出现。
参考文献#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陵发掘报告》，第 I–III 卷，2014–2023 年。
- 徐苹芳：《西汉帝陵的布局》，《中国考古学》9（2018）：15–32。
- 央视：《红山文化之谜》，纪录片系列，2021 年。
- 《科学新闻》：“绘制西安地下金字塔地图”，《科学新闻》199（2021）：24–27。
- Valerie Hansen：《开放的帝国：1800 年以前的中国史》，第 2 版，Norton，2015 年。
- 《人民日报》：“西夏陵修复工作”，2024 年 5 月 12 日。
- Athanasius Kircher：《China Illustrata》，阿姆斯特丹，1667 年。
- John Campbell：“中国金字塔群的卫星测绘”，《遥感学报》12（2020）：10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