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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澳大利亚语与被淹没的北方
原始澳大利亚语是几乎所有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的祖语,用 ŋa- 表示“我”。 海峡对岸新几内亚的两个小语系也使用这一形式。它的故土或许就是两地之间被海水淹没的平原。
One word for “I”, on both shores of a drowned plain.
摘要
- 原始澳大利亚语是几乎所有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经重建得出的共同祖语。它用 ŋa- 表示“我”,这个“我”至今仍贯穿整个大陆,从沙漠中瓦尔皮里语的 ngaju 到阿纳姆地巴拉拉语的 ngay-pa。
- 同样的“我”也出现在海的另一边,即新几内亚面向澳大利亚的海岸上的两个小语系中:帕霍图里河语系的 ŋəna,布拉卡河语系的 ŋəl。
- 直到约9,000年前,两岸还是同一片陆地。没人知道原始澳大利亚语有多古老。如果它早于海水淹没这片陆地,其发源地如今可能就在阿拉弗拉海海底,而它的“我”可能从那里向两个方向传播。
比较重建使我们得以一窥久远的过去,那时这两个音系领域之间的差异还不像如今这么大。 — 尼古拉斯·埃文斯,论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ICPhS(2019)
什么是原始澳大利亚语? #
欧洲人抵达时澳大利亚原住民所说的语言,几乎全部源自同一种祖语。语言学家马克·哈维和罗伯特·梅尔哈默重建了这种祖语的语音、语法和核心词汇,并将其称为原始澳大利亚语(原始澳大利亚语 一文介绍了他们重建的内容)。
他们还指出了这种语言的通行地点。一个语系通常诞生于其分支最多样的地方,因为那里经历分化的时间最长,而澳大利亚语系的分支密集分布在最北部。“孤立语言最多的地区具有最大的多样性。在澳大利亚,这个地区是顶端地” (Harvey and Mailhammer 2025)。 尼古拉斯·埃文斯的说法更加鲜明:北部“以澳大利亚八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容纳了其语言谱系多样性的或许90%” (Evans 2003, p. 1)。
原始澳大利亚语如何说“我”? #
用 ŋa-,即以英语 sing 中的软腭鼻音作为词首音。哈维和梅尔哈默将其独立代词重建为 *ŋaj。 它的后代形式随处可见。在覆盖大陆十分之九的帕马-恩永甘语系中,“我”在瓦尔皮里语中是 ngaju,在加米拉罗伊语中是 ngaya,在皮特詹特贾拉语中是 ngayulu。在北方语系中,沃罗拉语是 ngayu,巴拉拉语是 ngay-pa,恩甘迪语是 ngaya;其中许多语言还将同一个音节加在动词前面作为前缀,nga- 表示“我”。它是这个语系中最稳定的成分之一。澳大利亚语言的词汇更替很快,部分原因是人们会弃用听起来像死者名字的词。“我”这个词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个“我”还出现在哪里? #
在海的另一边。新几内亚南岸的弗莱河与默拉乌克之间分布着三个小语系,它们不属于高地的庞大语系——跨新几内亚语系,后者的语言大多用 n- 表示“我”(梅尔帕语 na,杜纳语 no)。这三个语系中有两个以澳大利亚的方式表示“我”。
- 帕霍图里河语系,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岸,与托雷斯海峡的赛拜岛相对。其全部六种语言都说 ŋəna 或 ŋən(Lindsey 2019, p. 234),马尔科姆·罗斯将其祖语的“我”重建为 *ŋa-na(Ross 2005, p. 39)。
- 布拉卡河语系,位于默拉乌克以西的阿拉弗拉海沿岸。蒂娜·格雷戈尔记录到,两个耶尔梅克村庄的“我”是 ŋəl,另两个村庄是 ŋər,马克莱乌语则是 ŋəlo(Gregor 2021, p. 26)。耶尔梅克语还用前缀 ŋə- 将“我”标记为动词的宾语(第48、216–218页),这与澳大利亚北部语言在动词上带有 nga- 的情况颇为相似。
The north as the sea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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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o-Australian “I” in ŋ- (115)
- Other forms (646)
- Named language (amber centre: “I” in ŋ-, on either shore)
- Outside Proto-Australian
- Land today
- Dry land then, sea today
- Drowned by this step
- Lake Carpentaria
布拉卡河语系尤其能说明问题。它不面向托雷斯海峡诸岛:几个世纪以来,说澳大利亚语言和巴布亚语言的人们一直在那里进行贸易和通婚。它面向的是开阔海域,海的另一边则是卡奔塔利亚湾的古盆地。岛屿接触难以解释那里为何存在澳大利亚式的“我”。
第三个语系亚姆语系保留了其他特征。它的语言以作格标记及物动词的施事,与大多数澳大利亚语言一样,而大多数新几内亚语言并非如此 (Döhler 2018, p. 99)。而且,埃文斯在重建亚姆语系和帕霍图里语系祖语的音系时,发现它们比其后代语言更像澳大利亚语言:原始帕霍图里语有五个流音,“这对一种巴布亚语言来说极不寻常,但对一种澳大利亚语言来说却相当正常”。他总结道:“原始亚姆语和原始帕霍图里语看起来都比它们当代的后代语言更像澳大利亚语言” (Evans 2019)。瑞安·钟的结论是,“与澳大利亚语言区域的接触发挥了作用”,塑造了这两个语系 (Chon 2025)。
| 原始澳大利亚语 | 新几内亚海岸 | |
|---|---|---|
| “我” | *ŋaj | 帕霍图里语系 ŋəna、ŋən;耶尔梅克语 ŋəl、ŋər;马克莱乌语 ŋəlo |
| 动词上的“我” | 北方语系中的前缀 nga- | 耶尔梅克语的宾语前缀 ŋə- |
| 格 | 作格 | 亚姆语系中有作格 |
| 语音 | 多个流音、卷舌辅音 | 原始帕霍图里语有五个流音及卷舌音;原始亚姆语有卷舌塞音 |
在其他各方面,这些语言都是巴布亚语言。它们表示“你”的词以 b- 和 o- 开头,与其北方邻居的语言一样。看起来像澳大利亚语言的,是每种语言中最古老、最保守的部分:第一人称、施事的格、儿童最先习得的语音。这正是古老层次经过数千年分离后的样貌,埃文斯也是这样解读这一趋势的:自从“托雷斯海峡的水域将它们与澳大利亚音系区隔开”之后,新几内亚语言“在数千年间变得越来越不像澳大利亚语言”。
海平面上升之前,北方是什么样子? #
在末次冰期的鼎盛时期,约20,000年前,海平面比今天低约120米。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是一片陆地。卡奔塔利亚湾是一片旱地,盆地中有卡奔塔利亚湖,“宽达250公里,长达500公里”,周围环绕着草原 (Sloss et al. 2018)。顶端地的海岸远在如今的阿拉弗拉海和帝汶海海底。
随后冰层融化,北方迅速被淹没。约11,700年前,海水越过阿拉弗拉海坎涌入湖中;到10,000年前,海湾已成为咸水水域。在整个澳大利亚,海岸线“平均移动了139公里”,土地损失最大的是西北部,“剑桥湾、基普河和戴利河附近超过300公里”。有些地方的海岸线“每一代人期间推进约3公里” (Williams et al. 2018)。那里的人们失去土地的速度如此之快,足以亲眼看着它消失。
| 距今年数 | 发生的事件 | 来源 |
|---|---|---|
| 约20,000 | 海平面比今天低约120米;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是一片陆地;卡奔塔利亚湖 | Sloss et al. 2018 |
| 约11,700 | 海水越过阿拉弗拉海坎涌入湖中 | Sloss et al. 2018 |
| 约10,000 | 卡奔塔利亚湾完全成为海水水域 | Sloss et al. 2018 |
| 约9,000–8,000 | 托雷斯海峡被淹没;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分离 | Reesink et al. 2009; Reeves et al. 20081 |
| 约7,700 | 海平面达到今天的高度 | Sloss et al. 2018 |
| 约7,000–6,000 | 格鲁特岛和蒂维群岛与大陆分离 | Brockwell et al. 2011 |
原始澳大利亚语有多古老? #
没人知道。词语本身不带年代,而比较法也没有可靠的计时工具:哈维和梅尔哈默指出,“没有可靠的例子能追溯到10,000多年以前”。他们自己最合理的推测是,原始澳大利亚语“最有可能在约6,000年前通行于顶端地” (2025)。 原因在于蒂维语。蒂维群岛约在6,000年前与大陆分离,而蒂维语并非原始澳大利亚语的后代语言,因此这个语系似乎是在那之后才向大陆各地扩散的。
这确定的是扩散的年代,而不是语言本身的年代。一种语言的后代离开发源地之前,它可以在一个地区通行数千年。罗马共和国将拉丁语带到地中海各地之前,拉丁语已在罗马周边通行了数百年。因此,原始澳大利亚语可能远比其扩张时期古老,而对岸的“我”则让人有理由思考是否确实如此。
发源地是否位于阿拉弗拉海之下? #
再看看多样性集中在哪里。戴利河诸语系、科堡半岛的伊瓦贾诸语言,以及加古朱语、翁布加拉语和拉拉吉亚语等孤立语言,沿着从戴利河到阿纳姆地西部的海岸和河流下游分布。它们密集分布在一条约7,000年历史的海岸线边上,而这段澳大利亚海岸因海水淹没而失去的土地最多。
当一个语系的多样性被挤压在海岸边时,海岸线可能正将其发源地一分为二。“在澳大利亚”,顶端地是最多样的地区,但那是今天的澳大利亚。海平面上升之前,顶端地前方的陆地向北一直延伸到新几内亚,连绵不断。如果原始澳大利亚语在那时已经通行,其世界的中心可能就是那片平原,如今的阿拉弗拉海海底。随着海水涌入,其使用者会向两个方向退却:向南沿顶端地的河流溯流而上,向北进入后来成为新几内亚海岸的地方。这恰好会留下我们所看到的景象:这个语系最深层的分支集中在澳大利亚一岸,而同一个“我”则保存在对面的新几内亚海岸。
其他人也曾审视这片海岸,发现了它的特别之处。克里斯·戈斯登和莱斯利·黑德注意到,祖先在陆地上留下的足迹在阿拉弗拉海的两岸最为显著,而这一区域正是海平面上升时变化最大的地方(《梦时的花园》)。而埃文斯认为,澳大利亚语言是在几乎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由最初的定居者所使用的语言发展而来的,但他也承认早期可能曾有接触,“与约克角北部的巴布亚语使用者,以及可能与当时的卡奔塔利亚湖以西曾经存在的平原上的巴布亚语使用者”有过接触(Evans 2005, p. 280)。那些平原就是如今被海水淹没的大陆架。
需要什么才能证明这一点? #
单凭“我”还不够。蒂维语并非原始澳大利亚语的后裔,其“我”的说法是 ngiya(Harvey 2003, pp. 500–501)。因此,表示“我”的 ŋa- 可能更加古老,是整个萨胡尔北部人群所用的词,而非原始澳大利亚语独有的词。这与一群人生活在同一片平原上的图景相符,但也意味着“我”本身不能证明原始澳大利亚语跨越了海峡。重建了新几内亚语形的罗斯又提出了一项合理的警示:这类第一人称代词“并非谱系关系的明确标志”(p. 39)。
证据应当是某种由原始澳大利亚语创生、却在新几内亚一侧发现的东西:它的某个名词类标记、一项它独有的语音变化,或某个范式中逐项对应的特殊之处。这正是哈维和梅尔哈默当初用来重建原始澳大利亚语的那类证据,而迄今尚无人跨越海峡寻找过这样的证据。如今,这种比较已成为可能。一边有重建的原始澳大利亚语,另一边则有重建的原始帕霍图里语和原始亚姆语。
此前有人尝试过一次这一设想。2006年,马克·克伦登提出,澳大利亚的各语系大约在13,000年前诞生于这座陆桥上,而其中一些人“会随着海水逐渐淹没陆地而向北迁移,进入如今的新几内亚”(Clendon 2006, pp. 44–45)。批评者否定了他的观点,理由是正确的:他比较的是宽泛的语法类型,而且选错了新几内亚的语系。埃文斯在回应中指出了正确的对象,即“新几内亚南部海岸沿线使用的非TNGP语言”。这些正是发现澳大利亚语中“我”的说法的那些语系。
因此,这个问题仍无定论,而且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一片被海水淹没的平原两岸,都有一个表示“我”的词。或许最早说出这个词的人就生活在那片平原上。
参考文献 #
- Brockwell, Sally, et al. “Holocene settlement of the northern coastal plains, Northern Territory, Australia.” The Beagle 21 (2011): 1–22.
- Chivas, Allan R., et al. “Sea-level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since the last interglacial in the Gulf of Carpentaria, Australia: an overview.”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83–85 (2001): 19–46.
- Chon, Ryan. “Reconstructing the Proto-Pahoturi Consonantal Inventory: Historical Phonology in Southern New Guinea and Beyond.” Oceanic Linguistics 64(1) (2025): 215–245.
- Clendon, Mark. “Reassessing Australia’s linguistic prehistory.” Current Anthropology 47(1) (2006): 39–61,附Alpher、Bowern、Clarkson、Evans、McConvell和Nash的评论。
- Döhler, Christian. A Grammar of Komnzo. Berlin: Language Science Press, 2018.
- Evans, Nicholas. “Introduction: Comparative non-Pama-Nyungan and Australi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载于Evans(编),The Non-Pama-Nyungan Languages of Northern Australia, 3–25. Pacific Linguistics 552, 2003.
- Evans, Nicholas. “Australian languages reconsidered: a review of Dixon (2002).” Oceanic Linguistics 44(1) (2005): 242–286.
- Evans, Nicholas. “Australia and New Guinea: Sundered hemi-continents of sound.” Proceedings of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netic Sciences, Melbourne, 2019.
- Gregor, Tina. A Document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Yelmek. 博士论文,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21.
- Harvey, Mark. “Reconstruction of pronominals among the non-Pama-Nyungan languages.” 载于Evans(编),The Non-Pama-Nyungan Languages of Northern Australia, 475–513. Pacific Linguistics 552, 2003.
- Harvey, Mark, and Robert Mailhammer. Proto-Australian: Reconstruction of a Common Ancestor Language.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24.
- Harvey, Mark, and Robert Mailhammer. “New evidence confirms our Indigenous languages have a common source, but how they spread remains a mystery.” The Conversation, 29 January 2025.
- Lindsey, Kate L. Ghost Elements in Ende Phonology. 博士论文,Stanford University, 2019. 附录A。
- Reesink, Ger, Ruth Singer, and Michael Dunn. “Explaining the linguistic diversity of Sahul using population models.” PLoS Biology 7(11) (2009): e1000241.
- Reeves, Jessica M., et al. “The sedimentary record of palaeoenvironments and sea-level change in the Gulf of Carpentaria, Australia, through the last glacial cycle.”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183 (2008): 3–22.
- Ross, Malcolm. “Pronouns as a preliminary diagnostic for grouping Papuan languages.” 载于Pawley、Attenborough、Golson和Hide(编),Papuan Pasts, 15–66. Pacific Linguistics 572, 2005.
- Sloss, Craig R., et al. “Holocene sea-level change and coastal landscape evolution in the southern Gulf of Carpentaria, Australia.” The Holocene 28(9) (2018): 1411–1430.
- Williams, Alan N., Sean Ulm, Tom Sapienza, Stephen Lewis, and Chris S. M. Turney. “Sea-level change and demography during the last glacial termination and early Holocene across the Australian continent.”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182 (2018): 144–154.
托雷斯海峡的海底门槛深12米(Chivas et al. 2001)。Sloss et al.(2018)认为,9,800年前海平面约为−25米,至7,700年前达到今天的高度,因此海水是在这一时段内某个时候淹没海峡的。Reeves et al.(2008)认为与珊瑚海的连通发生在约8,000年前;Reesink、Singer和Dunn(2009)给出的时间约为9,000年前。托雷斯海峡西部岛屿的语言卡拉瓦拉加瓦亚语也将“我”说作 ngay,但它是一种帕马-恩永甘语言,在海水到达之后才传入这些岛屿,因此在此不能作为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