宙斯抓住这位工匠的脚,把他扔出了天界。

赫淮斯托斯坠落了一整天。日落时,他撞上了勒姆诺斯岛,几乎已无生气。岛民收留了他。这就是希腊人的神圣工匠:一位跛足的神,他的双手造就了奥林匹斯诸神的宫殿,在这里,人们记住的是他的身体被抛过天与地之间的界限。他在《伊利亚特》第一卷,1.590–594中亲自讲述了这个故事。

在马里,另一位铁匠从天而降,带来了诸神宁愿留在自己手中的东西。

在奥戈泰梅利向马塞尔·格里奥尔讲述的故事中,第一位铁匠从天上的锻炉偷走了一块余烬和灼热的铁。他把它们藏在风箱的皮囊里。他的谷仓沿着一道彩虹降下;天上的神灵向他投掷燃烧的木柴,而风箱的皮囊成了他的盾牌。着陆时,他的锤子和铁砧撞击了他的四肢。这一撞击赋予了他肘和膝——人类将凭借这些关节锻铁、耕作。 (Griaule, Dieu d’eau, 第六日,38–41页。)1

一位天界的工匠。一次猛烈的坠落。铁匠的身体卷入了从神力到尘世劳作的过渡。希腊将盗火的故事赋予了另一个人物普罗米修斯,他把火藏在中空的茴香茎中。多贡人的故事则让铁匠和盗火者合为一人,完成同一段旅程。 (Hesiod, Theogony, 565–569。)

两次下降

铁匠从天界来到人间

赫淮斯托斯和多贡人的天界铁匠分别从各自的天空降向一座铁砧,一人持锤,另一人在风箱皮囊中藏着余烬。
赫淮斯托斯坠落到勒姆诺斯岛;奥戈泰梅利故事中的第一位铁匠将偷来的火带到了地上。这是对两个故事的阐释性并置。

人们竟能如此轻易地把这一整组母题归于独立发展,实在令人费解:天界工匠、偷来的火、具有重要作用的身体、威力强大的工具,以及人类日常劳作的起源。这种比较的范围超出了希腊和多贡人。然而,许多学者仍然认为非洲独立发明了炼铁,有时其语气之笃定,仿佛另一种解释是早已过时、令人难堪的观点。

我认为更好的解释是,冶金知识在传播中易手,并获得了新的熔炉、新的神灵和新的地方意义。对这一解释的抵触,揭示了一种熟悉的思维习惯:当一种观点不受欢迎时,我们问的是自己必须相信什么;而当它有利于一个合意的叙事时,我们问的则是自己可以相信什么。

摘要

  • 铁匠神话属于一种更广泛的比较模式,将技艺、神力、身体变化和人类生活的建立联系在一起。
  • 传播论者提出的是技能和专业人员的流动,并不一定涉及征服性的人群,也不意味着完全相同的熔炉被原样搬运。
  • 支持极早期独立炼铁的考古证据在年代测定和考古背景方面存在重大问题;较新的证据也要求修正仅诉诸迦太基的简单解释。
  • 本地制造和本地创新不能证明原始工艺是独立发明的。始终如一地运用这一区分,传播便成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铁匠属于一个更大的故事 #

在尼日尔阿德尔地区的豪萨人中,一个铁匠氏族追溯其血统至洛拉。她是一位从天而降的女子,一手持锤,一手持一勺食物。她能拿取灼热的铁而不被烫伤。桑德拉·布莱克利将这一传统与希腊神圣工匠的传统并置,后者的能力延伸至音乐、医术、生育和入仪。希腊名字阿克蒙意为“铁砧”;达姆纳墨纽斯意为“锤击者”。工具变成人物,人物又成为技术知识的祖先。 (Blakely, Myth, Ritual, and Metallurgy in Ancient Greece and Recent Africa, 1–4页。)

爱尔兰有戈夫纽,他的工坊使诸神得以继续作战。在《莫伊图拉之战》中,一方军队的武器一直处于破损状态,而图哈德达南的武器则不断得到更新。戈夫纽三锤便能造出武器;卢赫塔制造武器的柄,克雷德涅制造铆钉。一名潜入的敌人用这同一工坊的制品击伤了铁匠。技艺、伤害、疗愈和神灵的存续在锻炉旁交汇。 (Cath Maige Tuired, §§122–126。)

约鲁巴人的奥贡赋予铁开辟道路和田地的力量。在一个达荷美人的故事中,创造者来到地上,手持古作为切割工具,清除森林,并教人们建造和耕种。锻炉坐落在一个宜居世界的门槛上。 (Emma George Ross, “The Age of Iron in West Africa”; Barnes and Ben-Amos, “Benin, Oyo, and Dahomey”。)

这些例子并不都在重复同一个情节。它们共同处于一个可以辨认的想象世界中:将石头转化为金属的专家,也将荒野转化为人类空间。锤子与祖先、神灵、治疗者和统治者相伴。开垦田地的工具也开辟了一种社会秩序。Bullroarer Atlas 的《铁匠造出的神》沿着这一联系,探讨了社群借以赋予神灵声音的铁器。

这些模式使历史传播成为值得探究的问题。技艺通过传授而延续;传授者有自己的故事、禁忌、祖先,以及对工作为何能够成功的解释。我们没有理由想象,实用技法是在一个密封隔舱中传播的,而赋予它意义的一切都留在了原地。

神话为我们提供了寻找相互关联的历史的理由。接下来,冶金方面的论证必须自行发挥作用。2正如中国创世传统与西方的联系一样,当一种想象模式与一段可信的传播史相遇时,论证便更具说服力。

究竟什么需要传播? #

炼铁是从矿石中提取金属。锻造则是加工已有的金属。铁匠可以将进口的块炼铁锻成矛,却不知道如何把矿石变成铁;一支进口的矛也可能进入一个对这两种工艺都不了解的社群。区分这些阶段,可以避免许多考古学上的混淆。

炼铁所需的不只是足够炽热的火。燃料、气流、矿石预处理、反应气氛以及去除不需要的物质,都必须相互配合。块炼法冶炼在低于铁的熔点的温度下产生一团固态铁。其成就就在于控制一种转化过程,而不只是熔化一块石头。 (Killick,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yrotechnologies of Sub-Saharan Africa,” 67–69页。)

西奥多·韦尔泰姆认为,铁的出现源于冶金经验的长期积累。对其他金属、熔炉和热的运用,提供了使新工艺成为可能的实践基础。他的论述将传播与随后的创新结合起来:专业知识流通,而每个接受它的传统都可以作出进一步的发现。 (Wertime, “The Beginnings of Metallurgy: A New Look”。)

这是一种常见的技术进步模式。我们预期一种困难而有用的技术会被传授、借用、调整,然后再次传授。独立发明则需要另一个历史事件:另一个社群必须在没有接受该工艺的情况下发现这一关键工艺。这是可能发生的,但需要有自身的证据。

少数人就能携带大量知识。工匠可以通过婚姻进入另一个社群。学徒可以返乡。一个工坊可以吸引来自数地的专家。知识可以依次通过相邻社群传播,而最初的老师从未见过最后的学生。这些机制都不需要一个族群取代另一个族群。

它们也解释了熔炉为何可能不同。矿石不同,燃料不同,可用的黏土不同,生产规模也不同。学会一种工艺的人可以重新设计其设备。不同的设备证明了不同的实施方式;但仅凭这一点,无法判断其背后的知识是否是独立发现的。

流动的专业知识

一项技术可以随少数人传播

一位想象中的地中海旅行者指着一座低矮的熔炉,一位非洲工匠正在操作风箱;工具放在他们身旁,田野向前景延伸。
一位访客和一位本地工匠在同一座熔炉旁工作。这个想象中的传授场景说明了传播机制;它并非对一次有记载的希腊人前往非洲之旅的复原。

传播论者究竟提出了什么 #

雷蒙·莫尼提出,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的专业知识通过柏柏尔人和撒哈拉地区的网络传入西非。他的模型包括流动的工匠,以及人们向资源适宜的地方迁移。这是一种提出的社会机制,并不要求一支入侵人群将整个文明带到南方。 (Alpern 对 Mauny 论点的记述,45–48页。)

R. F. 泰勒科特比较了各种技术传统。他在1975年提出的重建认为,尼日利亚炼铁的源头在北方、可能源自迦太基,同时将麦罗埃的生产与经由埃及的罗马影响联系起来。重要的是,外来起源论可以区分不同的传播路线和传统。证明麦罗埃的年代太晚,不可能向某一特定地区传授技术,只会推翻所提出的这一联系,而不会推翻所有可能的传播历史。 (Tylecote, “The Origin of Iron Smelting in Africa,” 内容摘要。)

弗朗索瓦·肯斯认为,冶金观念的传播可以解释非洲传统的多样性。借用关键知识并不意味着必须复制传授者的全部物质文化。阿尔珀恩的综述引用了他的论述,也考虑了熟练工匠的流动。 (Alpern,第88–89、93页。)3

达尼洛·格雷贝纳尔在讨论撒哈拉铜业时,尤其清楚地阐述了人员流动的论点。掌握一项技术的人,在再次实践该技术之前,可以远行很长距离。沿途不必在旅程的每个阶段都留下生产遗址。他提出的撒哈拉各铜业传统之间的联系仍是假说,但这一机制回应了一个切实存在的反对意见:仅凭缺少一条连续的炉址链,不能断定传播不可能发生。 (Grébénart, “Cuivre,” §§9–12。)

这些论点可以相互配合,但并不因此构成一条已获证实的完整传播路线:

论点它提供了什么
积累的冶金经验使我们有理由预期高难度技术会在相互联系的工艺传统中出现
流动的专业工匠与学徒一种无需人口替代即可传播专业知识的机制
本地重新设计对借用之后技术多样性的解释
不同的传入路线一条路线不成立,并不能驳倒整个传播论的理由
金属交换网络人员与技术知识得以相遇的物质环境

这些网络并非想象出来的。一项2026年的化学与同位素研究发现,塞内加尔瓦拉尔德出土的一些公元前一千纪后期器物中含有来自毛里塔尼亚阿克茹特的铜。瓦拉尔德的其他器物则来自撒哈拉以北,时间很可能是在公元一千纪。这些年代很重要:较晚的输入品不能证明更早的炼铁技术传播。这些发现确立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而传播假说正处于这一世界之中。 (Stephens及同事,2026。)

考古学上的反驳有其分量 #

针对断言独立发明的最有力考古学论点是:一个惊人地早的年代,可能根本不是冶金活动的年代。

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在尼日尔,曾被视为早期熔炉或锻炉证据的材料,经化学和显微结构分析后被鉴定为玻璃化土壤,无法确证其与冶金有关。同一项调查也揭示了陈旧木炭带来的问题。这些并非对非洲人创造力的哲学性质疑;它们关乎出土了什么,以及测量了什么。 (Killick及同事,1988; Mitchell, Loftus, and Babalola,2024,第5页。)

在中非共和国的奥布伊,一处铁器加工设施与年代极早的木炭样本被联系在一起。若接受这一关联,铁的历史将被改写。奥古斯坦·霍尔关于独立起源的论证建立在这些早期作坊的考古环境之上,他认为这些环境内在一致且控制良好。他也反对在热带环境中不加区分地使用老木效应作为反驳。他的论证要求人们回应实际的考古环境,而不是因为早期年代不合心意就将其否定。 (Holl, “The Origins of African Metallurgies,” 第12–13页。)

贝尔纳·克利斯特质疑了该遗址的地层关系,以及测年样本与冶金活动之间的联系。他在2012年进行的更广泛重新评估中,将较为可靠的证据置于约公元前800年之后。那是对当时可获得证据的评估,而不是对未来发掘可能发现之物的永久限制。 (Clist, “Vers une réduction des préjugés…,” 2012。)

较新的发现值得单独考察。在贝宁南部的索多霍梅1号遗址,发掘者报告发现了一件铁矛头,其出土环境中短寿命棕榈果壳的测年结果约为公元前1020年,同时还有其他被他们解释为生产活动的证据。这比随意采用附近碰巧存在的陈旧木炭的年代作为作坊年代要好得多。斯蒂芬·杜彭最近的综合研究正确地将南部的早期证据视为保留本地发明这一可能性的理由。 (Merkyte及同事, “Urbanizing Forest,” 2019; Dueppen, 2025, “Early Metallurgy and Population Expansions”。)

这一发现对仅以迦太基为来源的解释构成了压力。它并未将西非铁器的年代提前到其他地区铁冶金技术发展之前:一篇重要综述指出,安纳托利亚在公元前二千纪早期已有少量生产,到公元前二千纪晚期和公元前一千纪早期则出现了广泛得多的扩展。相对年代仍为传播留下了空间,同时也要求传播论的支持者不能只是重复一条旧路线。 (Erb-Satullo, “The Innovation and Adoption of Ir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然而,彼得·米切尔、埃玛·洛夫特斯和阿比德米·巴巴洛拉在2024年的一篇综述中呼吁,即使面对考古环境更为明确的索多霍梅证据,也应保持谨慎。测年结果与生产活动之间的关联问题,仍然影响着关于极早年代的主张。这一技术性分歧是真实的、仍在继续的,而且涉及实质问题。 (“Archaeological Science in Africa,” 第5页。)

这是反对将独立发明说成既定事实的有力考古学论证。它并未找到那个缺失的传授者。它消除了一种缺乏依据的确定性,让传播论凭其实际解释力参与竞争。

当“在此制造”变成“在此发明” #

从本地生产跨越到独立发明这一步,尤其能揭示所采用的证据标准。

福尔曼·班达马和阿比德米·巴巴洛拉在2023年的概述中指出,非洲早期冶金遗址位于内陆,并据此断定这使该技术成为本土技术。他们的句子以“使之成为一项本土技术”结尾。 (“Science, Not Black Magic,” “What We Know: Science in Metalworking”一节。)

一处内陆作坊确立的是人们在哪里劳作。其位置无法确立知识起源于何处。借来的技术不必一直停留在海岸。现存最早的作坊不一定是第一座作坊,发掘出的最早实例也不一定是发明地点。

如果“本土”意味着植根于当地生活,这种描述便很直接。如果它意味着独立发明而未受外来传授,这一结论就需要另有论证。在这两种含义之间转换,会在没有补足缺失证据的情况下,把一种文化描述变成一项历史发现。

非洲技术的多样性也不能完成这一论证。人们学会基本工艺之后,便可能发展出多种炉型。事实上,正是这种创造力使传入的技术得以发挥效用。传播与非洲的创造性成就应当被纳入同一叙述。

基利克明确表示,他对最初的起源仍未作出判断;他既记录了非洲的技术发明,也质疑了言之凿凿的外来起源叙述和言之凿凿的独立起源主张。这种结合很有价值,因为它区分了两个经常被混为一谈的问题:谁最先发现了这一工艺,以及后来的工匠在将其化为己用的过程中发现了什么。 (Killick, 2015; Killick, 2016,第69页。)

同样的区分在 非洲创世故事中也很重要。 一种地方传统可以在语言、制度和情感生活方面完全具有地方性,同时又包含经由广阔得多的历史进程传入的元素。

我可以相信什么,而我又必须相信什么? #

面对不完整的证据,解释者可以提出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我可以相信什么? 是否存在一种可能的解读,使这个早期年代属于锻炉?技术差异是否可能代表各自独立的发明?内陆位置是否可能与本土起源相容?

我必须相信什么? 除非有人拿出确切的路线、中间传递者、传授事件、缺失的海岸作坊以及正确的炉型演变序列,否则我就必须接受传播论吗?

第一个问题利用任何可用的缺口,让自己偏爱的假说入场。第二个问题则把不受欢迎的假说挡在门外,直到所有可能的退路都被堵死。

斯科特·亚历山大将这一问题称为 “选择性地要求严谨”。 他的意思是,要求更有力的证据在局部可能是合理的,但如果这一要求被选择性地施加,仍会扭曲更广泛的探究。问题在于孤立地对待其中一种解释:它必须达到某项标准,而与之竞争的解释却从未被要求达到同一标准。我将这一原则应用于非洲炼铁术的起源;Alexander 的文章并非讨论非洲冶金术。

如果扩散说需要可靠地重建一条传授链,那么独立发明说也需要可靠地重建一次独立发现。如果中间环节的炉址缺失构成不利于传播说的证据,那么缺少已经得到证实的本地发展序列也必须作同样的考量。如果地理上的接近不能确立借用,地理上的距离也不能确立独立性。

标准应当是比较解释力。哪一种解释需要假定更少的额外发现?哪一种更符合这一工艺所需的长期积累的专门知识?哪一种既能容纳接触,也能容纳本地转化?每一种解释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含混证据作最有利于自己的解读?

根据这样的比较,我认为传播说更有说服力。在相互连通的旧大陆其他地区,人们掌握了一项极为有用的技术。专业工匠无需迁移整个群体,就能将它带到别处。此后,非洲作坊可以发展出独特的工艺实践。相关的神话世界为我们探究共同历史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尽管它无法确定最初传播的年代。

另一种解释要求我们再增加一次最初的发现,然后又将缺少完整的传播路线视为倾向于这一额外事件的理由。这恰恰是在借用最为常见之处,颠倒了举证责任。

标准为何变动 #

文献中公开说明了其中的政治利害。Alpern 描述了一场争论:对独立发明持怀疑态度可能被视为一种侮辱,而纠正以往对非洲的描绘的愿望也影响了历史解释。 (Alpern,第 89–93 页。)

Killick 在 2015 年的讨论更深入地探究了这一问题。他考察了“非洲发明了铁”这一主张如何成为对欧洲人的回应;那些欧洲人将非洲人描绘成没有技术成就的群体。一旦发明成为人们期望用来反驳的答案,一个关于古代作坊的问题便开始承载起现代尊严的重量。 (Killick,第 310–311 页。)

早期学者否认非洲成就,其背后有着丑恶的原因。纠正那段历史是必要的。但这并不能使独立发明成为某个具体考古问题的正确答案。一个在道德上具有吸引力的结论,仍须提供与其不那么令人青睐的竞争性解释所被要求提供的同等证据。

这就是为什么偏见是对这种不对称的最佳解释。它解释了为什么本地发明的可能性可以变成一种言之凿凿的解释,而一种合理的传播机制却要为每一个缺失的环节承担责任。这一指控针对的是信心分配的方式,而不是分歧的存在本身。一般的不确定性可以解释为什么优秀的考古学家仍在争论,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不确定性一再成为认可同一个偏好结论的理由。

这种不一致可以贯穿文献,而不必将作者划分为固定不变的阵营。Babalola 既是 2023 年那篇语气笃定的教育性论述的合作者,也是 2024 年那篇审慎的技术性综述的合作者。将两者并置,使问题更加具体:技术性讨论中具备的审慎,在向公众讲述这一历史时可能消失。我们应当要求在这两种场合采用同一标准。

非洲无需与世隔绝 #

将借用视为尊严的丧失,会使最古老的偏见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它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唯一值得称颂的成就,是没有师承的发明。

学习一门技术的铁匠仍然必须寻找矿石、判断燃料、制造设备、训练他人、组织劳动,并制作人们能够使用的器物。世代相传的此类工作会产生发现,也会产生制度、仪式权威、艺术形式和故事。接受知识,便是受邀去创造历史。

希腊铁匠不会因为希腊生活属于一个相互连通的地中海世界,就不再属于希腊。非洲铁匠也不会因为他们的技艺可能属于旧大陆一部相互连通的历史,就变得不那么非洲。普罗米修斯与《圣经》中技术知识带来者之间的关系,放在那个更广阔的故事与技艺世界中,本来就说得通。

更好的解释充分承认非洲工匠的智慧:学习、旅行、识别有用的发现、改造它并再次传授它的能力。它赋予神话一部足够广阔的历史,让神祇与技术能够一同变化。它也为考古学确立了一套统一的证据标准。

让铁匠踏上旅途吧。让他带上工具,学会另一种语言,教导一名学徒,并为火找到一个新名字。当我们允许非洲的历史与外界相连,它便更加广阔。

注释 #

封面上的希腊铁匠和受多贡面具启发的形象,是对一门技艺获得另一种文化形式的艺术隐喻,并非试图确定传播者的身份。

参考文献 #

  1. Homer. Iliad, Book 1, 1.590–594; Book 18, 18.394–405. A. T. Murray 译。
  2. Griaule, Marcel. Dieu d’eau: entretiens avec Ogotemmêli. 1948. 第六日,原书第 38–41 页。大学托管的转录本。
  3. Hesiod. Theogony, 565–569.
  4. Blakely, Sandra. Myth, Ritual, and Metallurgy in Ancient Greece and Recent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导论,第 1–11 页。
  5. Gray, Elizabeth A.,译。Cath Maige Tuired: The Second Battle of Mag Tuired. Irish Texts Society, 1982. §§122–126. 科克大学学院 CELT 版。
  6. Ross, Emma George. “The Age of Iron in West Africa.”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2.
  7. Barnes, Sandra T., and Paula Ben-Amos. “Benin, Oyo, and Dahomey.” Expedition 25(2), 1983. “The Sacralization of Iron.”
  8. Alpern, Stanley B. “Did They or Didn’t They Invent It? Iron in Sub-Saharan Africa.” History in Africa 32 (2005): 41–94.
  9. Tylecote, R. F. “The Origin of Iron Smelting in Africa.” West Af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5 (1975): 1–9. 书目摘要链接。
  10. Wertime, Theodore A. “The Beginnings of Metallurgy: A New Look.” Science 182 (1973): 875–887.
  11. Grébénart, Danilo. “Cuivre.” Encyclopédie berbère 14 (1994): 2153–2157. §§9–12.
  12. Stephens, Jay, et al. “Chemical and Isotopic Analyses Reconstruct Multi-Scalar Copper Circulation Networks in West Africa.”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18, 第 72 篇文章 (2026).
  13. Killick, David, Nikolaas J. van der Merwe, Robert B. Gordon, and Danilo Grébénart. “Reassessment of the Evidence for Early Metallurgy in Niger, West Afric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5 (1988): 367–394.
  14. Clist, Bernard-Olivier. “Vers une réduction des préjugés et la fonte des antagonismes: un bilan de l’expansion de la métallurgie du fer en Afrique sud-saharienne.” Journal of African Archaeology 10(1) (2012): 71–84.
  15. Merkyte, Inga, 等. “Urbanizing Fores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rom Southern Bénin.” Journal of African Archaeology 17(2) (2019): 95–120. doi:10.1163/21915784-20190012.
  16. Dueppen, Stephen. “Reconnecting the Forest, Savanna, and Sahel in West Africa: The Socio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a Long-Networked Past.”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33 (2025): 337–404. 2024年首次在线发表。
  17. Mitchell, Peter, Emma Loftus, and Abidemi Babatunde Babalola. “Archaeological Science in Africa: Twenty-One Paper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63 (2024): 105933.
  18. Erb-Satullo, Nathaniel L. “The Innovation and Adoption of Ir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7 (2019): 557–607.
  19. Bandama, Foreman, and Abidemi Babatunde Babalola. “Science, Not Black Magic: Metal and Glass Production in Africa.” Afric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40 (2023): 531–543.
  20. Killick, David.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in African Iron-Smelting Technologies.”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25(1) (2015): 307–319.
  21. Killick, David.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yrotechnologies of Sub-Saharan Africa.” Azania 51(1) (2016): 62–87.
  22. Alexander, Scott. “Beware Isolated Demands for Rigor.” Slate Star Codex, 2014年8月14日。
  23. van Beek, Walter E. A. “Dogon Restudied: A Field Evaluation of the Work of Marcel Griaule.” Current Anthropology 32(2) (1991): 139–167.
  24. Holl, Augustin F. C. “The Origins of African Metallurgies.”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2020. 尤其参见“Objections and Refutation”。

  1. 必须区分荷马史诗中的不同版本。在《伊利亚特》第 1 卷中,宙斯将赫淮斯托斯扔到勒姆诺斯岛;该段并未说这导致了他的跛足。在 18.394–405 中,赫拉因他已经跛足而抛弃了他。多贡故事中的着陆造就了新的关节,而非永久性残疾。格里奥勒所讲述的故事,具体而言是他记录的奥戈泰梅利的叙述。沃尔特·范贝克后来重新开展的研究质疑了格里奥勒所记载的精细宇宙观的代表性及其形成过程;这一宇宙观不能被视为一份年代经独立确定的多贡古代文本。 (“Dogon Restudied,” 1991。) ↩︎

  2. 布莱克利记录了这些比较,但反对将希腊和非洲的技术与仪式复合体解释为彼此衍生的产物(导论,第 11 页)。她为这些传统提供的证据与她的历史结论是两项独立的贡献。此处的比较推论是我自己的。米尔恰·伊利亚德的 The Forge and the Crucible,第 9 章 提供了一项范围更广的早期比较,但转引自格里奥勒的例证,并不是证明多贡叙述古老性的独立证据。 ↩︎

  3. 莫尼提出的机制和肯斯 1983 年的论述,通过 Alpern 有据可查的引文和参考文献加以引用;撰写本文时未能获得其完整原文。泰尔科特的立场则通过内容详尽的书目摘要得到核实。这些资料确立的是其作者提出过哪些论点,而不是一条得到证实的历史传播路线。Alpern 的最终结论并未解决最初起源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