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从希罗多德到启蒙运动,两千年来,所有论述埃及的作者都认为,埃及的神圣文字保护祭司的奥秘,使未受入门礼者无法窥知。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直言:埃及人“不向世俗之人泄露有关神圣事物的知识”。
  • 埃及文献也印证了这一点。《亡灵书》的红字指示命令持有者“将其隐藏”;丹达拉的奥西里斯书以“知晓不可见的奥秘”为题;埃德富的一篇墙面铭文称其中的配方是“没有(普通)人见过或听过”的秘密。
  • 商博良于1822–24年破解了文字的音值。他并未推翻旧观点:他称这种文字“同时具有图像性、象征性和表音性”,并发现克莱门特对象征文字的描述与他自己的认识完全吻合。
  • 研究晚期神庙的学者直到1940年代仍持旧观点。布鲁格施将托勒密时期的文字体系称为“所谓的秘密文字”;德里奥东称之为“官方密码文字”。
  • 转折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5年,H. W. 费尔曼称密码文字理论是“其现代发明者凭空想象的产物”,并将其比作阿塔纳修斯·基歇尔。索纳龙和库尔特使“有规则、可学习的体系”成为共识。
  • 修正派承认了实质内容。库尔特承认祭司使用这种文字将自己“排他性地”与他人区分开来;科维尔承认,地穴文字只能为“少数已知情的祭司”所知。希罗多德对他所知之事保持沉默。埃及人则将其写在几乎无人能够读懂的地方。

伊西斯的入门者得到了什么? #

在公元二世纪写成的阿普列尤斯《金驴记》第十一卷中,卢基乌斯终于获准进入伊西斯秘仪。入门仪式当天早晨,大祭司走进内殿,带着几卷书回来:

“他从神殿隐秘的深处取出几卷书,书上写着不为人知的字符:一部分以各种动物的形象,用简约的形式表示传达其含义的词语;另一部分则以盘绕如结、旋转如轮、末端彼此缠绕如葡萄藤须的字符,防止世俗之人出于好奇而窥读。”
— Apuleius, Metamorphoses 11.22(Bohn 译本,1853,页 238–239)

代表整个词语的动物图形:那是象形文字。盘结、轮转的字符:那是僧侣体,即祭司的草书。其目的也被直言道出:“防止世俗之人出于好奇而阅读。”秘仪的书籍所用的文字,正是为将外人拒之门外而造。

阿普列尤斯是一位柏拉图主义者,受过数种秘仪的入门礼,出生于罗马统治下的非洲,从内部了解伊西斯崇拜。他所说的也并非新鲜事。在他的时代,这种观念已有六百年历史,此后还会延续一千六百年。

这种共识持续了多久? #

希罗多德保持沉默 #

第一位详尽描述埃及的希腊人,也是第一位告诉我们那里有他不能说的事的人。公元前五世纪的希罗多德记载,埃及人“使用两种文字;一种称为神圣文字,另一种称为世俗文字”(2.36)。关于在赛斯湖上举行的奥西里斯夜间仪式,他写道:

“在这座湖上,他们于夜间演出神受难的故事,埃及人称这一仪式为秘仪。对此我本可说得更多,因为我知道真相,但还是让我谨慎地保持沉默。”
— Herodotus 2.171(Godley, Loeb 1920)

他一次又一次这样做。关于献祭给月亮的猪:“我知道缘由,但不宜讲述”(2.47)。关于布西里斯的哀悼:“说出他们为谁哀悼,于我便是不虔敬的”(2.61)。最精良的防腐术“据说属于一位神,提及他的名字对我而言是不虔敬的”(2.86)。赛斯的陵墓属于“一个我认为提及其名字便是不虔敬的人”(2.170)。每一次,这位神都是奥西里斯。在提到“神圣”文字的同一卷书中,这位历史之父向读者展示了埃及宗教的形态:一种神圣文字,以及受过入门礼的人不予谈论的死亡与复活。

普鲁塔克:门前的斯芬克斯 #

德尔斐的祭司普鲁塔克将其论文《论伊西斯与奥西里斯》献给受过奥西里斯仪式入门礼的克勒亚。他说,埃及祭司的哲学

“大部分隐蔽在神话和言辞之中,其中包含着真理的模糊映照与隐约暗示。他们自己也毫无疑问地暗示了这一点:他们恰当地在神殿前设置斯芬克斯,以表明其宗教教义中含有一种谜一般的智慧。在赛斯,他们认为是伊西斯的雅典娜神像上刻着:‘我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尚无凡人揭开过我的衣袍。’”
— Plutarch, De Iside et Osiride 9(Babbitt, Loeb 1936)

下一章将此与文字联系起来。毕达哥拉斯“效仿他们的象征手法和隐秘教义”,“将自己的学说融入谜语之中”,以至于“大多数毕达哥拉斯的箴言,其谜性丝毫不逊于被称为象形文字的书写”(第10章)。象形文字是普鲁塔克衡量谜性的标准。

克莱门特:不传给世俗之人 #

最明确的见证来自一位基督徒。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约于公元200年在埃及首府讲学,他对埃及人如何学习书写的描述,是古代最详尽的:

“埃及受教育的人首先学习埃及文字中称为书信用体的一种;其次学习神圣的书吏所用的僧侣体;最后才学习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中,一种以基本字符构成,作字面表达(本义体);另一种则是象征性的。象征性文字中,一种通过摹仿作字面表达,另一种可以说是以比喻方式书写;还有一种则完全是寓言性的,使用某些谜语。”
— Clement, Stromata 5.4(Ante-Nicene Fathers, vol. 2)

象形文字是在整个学习过程结束时“最后”学习的,而其最高形式“完全是寓言性的,使用某些谜语”。克莱门特将这句话置于题为“包裹在形象中的神圣事物”的一章中,紧接着他说秘仪“不会毫无限制地向所有人展示,而只在经过某些净化和预先教导之后才予以展示”。两章之后,他更直截了当地说:

“因此,埃及人也不将他们所拥有的奥秘托付给所有人,也不向世俗之人泄露有关神圣事物的知识;只传给注定登上王位的人,以及那些因其教养、文化修养和出身而被认为最有资格的祭司。”
— Clement, Stromata 5.7(ANF vol. 2)

他举了一个例子。狄奥斯波利斯神庙的塔门上刻着一个男孩、一个老人、一只鹰、一条鱼和一条鳄鱼,这一列图像被读作:“啊,你们这些出生而死去的人,神憎恨无耻。”普鲁塔克从赛斯的前厅读出了同一句话(第32章)。克莱门特补充说,斯芬克斯立于神庙之前,“表示有关神的教义晦涩如谜”(5.5)。

哲学家:以图像代替文字 #

新柏拉图主义者将这一观念推向顶峰。出生于埃及的普罗提诺赞美埃及智者舍弃了“记录词句细节的书写形式”,转而绘制“图画,在神庙铭文中为每一项事物分别刻画一个形象”(Enneads 5.8.6,MacKenna)。波菲利说,毕达哥拉斯从祭司那里学到“三种文字:书信用体、象形文字和象征文字;其中一种模仿日常说话的方式,其余两种则通过寓言和譬喻表达意义”(Life of Pythagoras 12,Guthrie)。伊安布利科斯以一位埃及祭司的口吻写道,埃及人“通过神秘、隐秘且不可见的智性认识之象征来呈现某些形象”,这是一种“适合于隐含在象征中的神秘教义的神学论述方式”(De mysteriis 7.1,Taylor 1821)。

到了古代晚期,这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希腊历史学家、一位拉丁小说家、一位基督教教师和三位异教哲学家,跨越八个世纪,为不同的读者写作,却都认同:神圣文字承载着一种教义,而这种教义只传给受过入门礼的人。

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也相信这一点? #

因为书上就是这么说的,而这些书很可靠。1419年,霍拉波罗《象形文字》的希腊文手稿抵达佛罗伦萨:这是一部古代晚期的指南,分两卷,讲解埃及符号的含义。前两条讲的都是蛇:

“当他们想以另一种方式表现永恒时,便描绘一条蛇,其尾部被身体的其余部分覆盖:埃及人称之为乌拉埃乌斯……他们将其置于诸神的头上。”
“当他们想表现宇宙时,便描绘一条布满斑斓鳞片、吞食自己尾巴的蛇;以鳞片暗示宇宙中的星辰。”
— Horapollo, Hieroglyphica 1.1–1.2(Cory 1840)

这把解开神圣文字的钥匙以乌拉埃乌斯和衔尾蛇开篇。菲奇诺在阅读此书的同时,也读了普罗提诺对埃及图像文字的赞美;此后两个世纪,人文主义者以他们所理解的祭司方式编写象征图像书,并设计方尖碑的图文方案。

耶稣会士阿塔纳修斯·基歇尔将这一传统推向了顶峰。在《Obeliscus Pamphilius》(罗马,1650)中,他描述赫尔墨斯发明了“深奥的符号”,以此展示“神性与自然的奥秘,使其唯独对智者明白易晓,而留给大众和无学识者的只有惊叹”;这些符号“以极大的巧思加以防护,不让世俗之人读懂”(第 94 页,扫描件)。最后这句话出自阿普列尤斯本人。几页之后,他直接引用了阿普列尤斯 11.22,并援引伊安布利科斯,称其“明白地”证实象形文字的符号是为“使更高深的哲学不被世俗之人读懂”而设计的。

就连十八世纪的怀疑论者也保留了其中一半。威廉·沃伯顿是最早提出象形文字起初是一种普通、公开文字的主教,他着手驳斥“一直以来被接受的观点,即埃及人发明象形文字是为了隐藏他们的知识,使之变得神秘”。随后他却承认了其余部分:

“然而,既然可以十分确定,他们最终确实将象形文字用于这样一种目的,那么考察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便是适宜的:一种最简单明白的教化手段,如何变成了最为刻意深奥的手段之一。”
— Warburton,The Divine Legation of Moses IV.4(Hurd ed. 1846, vol. II, p. 190)

“可以十分确定。”在 1740 年,问题只在于祭司何时开始在文字中隐藏事物,而从来不在于他们是否这样做过。

商博良证明他们错了吗? #

他证明的是另一件事。在《Lettre à M. Dacier》(1822)和《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1824)中,商博良表明这些符号具有音值。这终结了将每个符号都读作纯粹观念的做法,也终结了基歇尔的做法;《Précis》嘲笑基歇尔在方尖碑中发现了“卡巴拉学说的全部知识,以及最精深的恶魔学中荒诞的幻想”(第 370 页)。对于自己没有推翻什么,商博良同样说得十分清楚:

“象形文字是一种复杂的体系,是一种在同一篇文本、同一个句子中,我几乎要说在同一个词中,同时具有表形、象征和表音性质的文字。”
— Champollion,Précis(1824),第 327 页(扫描件)

随后他刊印了克莱门特关于埃及三种文字的那段论述,包括希腊文原文和勒特罗纳的法译文,并写道,其中的措辞“在我看来如此明确、如此清晰,而它所包含的观念又与我关于埃及象形文字的理论如此完全一致,以至于我不得不担心自己正陷入一种幻觉”(第 327–328 页)。破解了这一文字的人,将克莱门特关于象征性、谜语式文字的记述视为对自己发现的准确描述。

因此,埃及学的奠基时刻证明了克莱门特而非基歇尔是正确的。克莱门特曾说,这种文字是最后才分阶段学习的,其最高层次是寓意和谜语。商博良对此表示赞同,并补充了音值。

晚期神庙的研究者怎么说? #

晚期神庙正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托勒密王朝和罗马皇帝统治下修建的埃德富、丹德拉、埃斯纳和菲莱神庙中,祭司将符号从约 700 个增加到数千个,并通过双关、首音表音和神学联想赋予旧符号新的音值。某位神的圣兽可以用来书写该神的名字;一个符号可以读作其所代表之词的第一个辅音。商博良之后的一百年里,解读这些墙面文字的学者对这一成果的称呼,与克莱门特会使用的称呼相同。

十九世纪伟大的德国埃及学家海因里希·布鲁格施在其 1872 年的语法书中为这一体系命名:“秘密或谜语式文字”;它“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发展为一个体系”,并且“建立在首音表音原则之上”(Hieroglyphische Grammatik)。1891 年,他将其描述为第二种体系,发明于新王国时期,“用于特定目的”,并且“在埃及由希腊人和罗马人统治的时期,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普及和传播”:

“我们所指的是所谓的秘密文字,其晦暗之处如今正随着学术研究而日益明朗。”
— Brugsch,Die Aegyptologie(1891),第 118–119 页(扫描件)

赫尔曼·容克在其丹德拉文献语法书(1906)的开篇称,托勒密时期文字是“后期的神圣语言”,是“一种有意识地与通俗语言形成对照的仿古书面语言”(第 1 页)。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埃及文物局局长埃蒂安·德里奥东收集了谜语式神庙铭文,并对其类别作出判断:“因此,它们属于官方密码文字”(ASAE 40, 1940, p. 305)。他写道,其中一篇密码文字的意义只向“深入文字最深奥秘的人”敞开。

从希罗多德到德里奥东,这条脉络从未中断:希腊、罗马、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科学埃及学的第一个世纪。

埃及人自己怎么说? #

说的是同一件事,而且更加直白。《亡灵书》是一部从新王国时期到罗马时期不断被抄写的丧葬经典,其中一章接一章都以将文本藏而不露的命令结尾:

“这是一篇极其重大的奥秘之作。不可让任何人的眼睛看见它,因为让[任何人]知道它都是可憎之事;因此要将它藏起来。它的名字叫作‘隐秘神庙女主人的书’。”
— 《亡灵书》,第 162 章,附记(Budge 1901, p. 535)

“不可让任何外人知道[这一章];这是一个重大的奥秘,居住在沼泽中的人(即无知之人)不知道它。除你的父亲、你的儿子或你自己一人之外,你不得在任何人面前做这件事;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奥秘,任何人都不知道。”
— 《亡灵书》,第 161 章,附记(Budge 1901, p. 532)

第 190 章“确实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奥秘;你绝不可让居住在三角洲纸莎草沼泽中的人……或任何人看见它”(第 644–645 页)。第 133 章:“除你自己、你的父亲或你的儿子之外,不可让任何人的眼睛看到它,并要极其小心地守护[它]”(第 403 页)。

晚期神庙也使用同样的语言。丹德拉神庙屋顶上的奥西里斯礼拜室记载了霍亚克月中这位神死亡与重塑的仪式,其书卷以秘密为题。埃米尔·沙西纳将其中一个标题译为:“认识那不可见、无人听闻、由父亲传给儿子的奥秘”。该崇拜的一位祭司自称是“一位受教于奥秘、胸中不泄露所见之事的祭司”(Chassinat, Le mystère d’Osiris au mois de Khoiak, 1966)。希罗多德对同一位神的仪式保持沉默;丹德拉的祭司说他也如此。

丹德拉神庙的地板下分布着地下密室,那是存放神庙神圣造像的封闭房间。密室中的铭文称此处为“它隐秘的巢穴,人不可进入”,并说“九柱神隐藏在那里”(Cauville, BIFAO 102, 2002, pp. 112, 114)。地下密室中的文本属于埃及书写方式最为精巧的文本之列,其中最常用的符号是秃鹫,之所以选用它,是因为它可以书写“隐藏”一词。

在埃德富,刻于神庙“实验室”中的一份圣膏配方称自己是“任何(普通)人都未曾见过或听过的秘密;它由(每一位)老人传给他的儿子”。这段引文出自迪特尔·库尔特的托勒密时期文字语法书(2007,第 22 页);该书是现代关于这种文字并非为保密而创制的标准论述。库尔特引用它,是为了证明祭司并不惧怕外来的读者。按照字面理解,这是一面神庙墙壁在宣告:它所承载的内容是秘密,并且由父传子,正如《亡灵书》和丹德拉的奥西里斯书卷所说,也正如克莱门特所记述的:“只传授给那些注定要登上王位的人,以及那些因其教养、文化和出身而被认为最为配得的祭司。”

埃及学何时祛除了其中的魔法?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5 年,花费多年研究埃德富符号的英国埃及学家 H. W. 费尔曼发表了《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tolemaic Signs and their Values》。他转而攻击德里奥东的密码文字理论,措辞如同一个正在清除迷信的人:

“德里奥东博士十分强调密码文字的人为性质,以及密码文字音值产生时的人为方式;因此,如果其他人将这一人为而不自然的体系视为除了其现代发明者的想象产物之外并无真实存在,他也就不应感到惊讶。”
— Fairman,BIFAO 43(1945),第 52 页(IFAO)

两页之后,他说出了自己所对抗的幽灵:德里奥东提出了“自阿塔纳修斯·基歇尔时代以来出现过的最离奇的释读和对真相的歪曲之一”(第 54 页)。他最后给学生的建议读起来简直像是对神秘本身的禁令:

“在试图释读‘托勒密’类型的文本时,招致麻烦的一个必然途径,就是怀着恐惧和疑虑去面对它们,仿佛每个符号都隐藏着陷阱或会咬人……成功释读这些文本的捷径,是简单直接的方法。”
— Fairman 1945,第 131 页

塞尔日·索纳龙毕生研究埃斯纳,将这一转向带入了法国埃及学界。他曾想将自己最后一卷著作命名为埃斯纳神庙的密码书写;该书在他去世后以埃斯纳文本中的图像文字(1982)为名出版。书中他问道,生命之屋的书记们是否希望“使这些文本不受俗世好奇心的窥探”,并回答说:

“就我们个人而言,我们不会满足于这样的‘解释’。而我们惯于用来称呼托勒密时期文字的‘密码书写’一词,当然也是不妥的……这是将埃及人很可能并不具有的意图归诸他们。”
— Sauneron, Esna VIII (1982), p. 51 (IFAO)

两页之后:“我们可以毫不惋惜地放弃这样一种看法,即将这种新形式的文字视为一种有意而系统地隐秘化的体系”(第53页)。

迪特尔·库尔特于1986年创立汉堡埃德富项目,以翻译整座神庙的文字;他在其托勒密语导论(2007)中系统阐述了这一新观点。他说,这种文字体系“并非源于保密的愿望”,因此“常用来称呼它的‘密码书写’一词并不十分贴切,‘谜语文字’这一名称也同样如此”(第22页,注6)。其目的在于为语言层面的意义增添一个“图像—象征性的”意义层面(第22页)。东方研究所的图录可见的语言如今称其为“一种智力游戏的一部分,而非……有意隐藏任何秘密知识的企图”,并说“一些学者错误地将托勒密时期的象形文字视为一个衰落文明的退化产物”(Gaudard 2010, p. 175)。维基百科关于象形文字的条目则将整个传统归结为希腊人的幻想:“希腊罗马作者得知象形文字是神圣文字后,便将这个复杂但合乎理性的体系想象成一种寓言式、甚至魔法式的体系,用以传递秘密的神秘知识”(埃及象形文字)。

于是,两千年来的见证,包括埃及人自己的见证,都成了希腊人“想象”出来的东西。埃及学家埃里克·霍尔农在其关于埃及秘传主义接受史的著作中,用一句话概括了旧观点:“象形文字无法被解读这一事实只会增加它的声望,因为人们相信它体现了被认为属于埃及人的秘密知识”(埃及的秘密知识,2001,第13页)。在战后共识中,需要解释的是这种信念,而不是这种知识。

神秘性为何消失了? #

埃及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对神秘主义者怀有戒心。商博良的概要将基歇尔作为前车之鉴,称此人“以想象代替推理,以臆测代替事实”(第369页);而基歇尔对方尖碑铭文的解读确实是幻想。一个世纪后,费尔曼想要驳斥一位同行时,仍会拿基歇尔的名字来说事。在一个以反对神秘主义的埃及形象来界定自身的领域,将晚期神庙文字的神秘性连同神秘主义者一并剔除,无疑是方便的。

修正论者自己的论证所描述的正是一种秘密文字。库尔特的主要论点是,保密并无必要,因为“即便是以通常方式书写的象形文字文本,当时的当局和民众也都无法阅读”(第22页)。索纳龙和戈达尔指出,许多铭文刻在墙上极高之处,任何访客都无法阅读,因此它们“显然根本不是供人阅读的”。这两种论证所描述的,都是一种狭小祭司阶层之外无人能读的文字,刻在公众从不进入的房间里,位于访客无法看清的高度。克莱门特所描述的恰恰如此,《亡灵书》也是如此。

修正论者自己的承认使这一论证得以成立。库尔特在列举这种文字的用途时,以如下说法作结:

“最后还可以补充一点:参与神庙装饰的祭司在此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借此将自己及其职业独门地位与他人区分开来。”
— Kurth, Einführung ins Ptolemäische (2007), p. 25

他还承认,这种文字的解读要诀使已经识字的人读起来“更困难,但并非不可能”(第22页)。丹德拉的首席译者西尔薇·科维尔否认地穴文本中存在任何“营造神秘的意愿”,却在同一句话中说:“它们深藏于地穴的禁入空间,刻在无法触及的高度,其‘密码书写’的信息只能供极少数已经知悉其内容的祭司凭睿智解读”(BIFAO 102, 2002, p. 128)。

一种在其他文字之后最后学习的文字;只有少数已经受过教导的祭司能够阅读;置于禁入的房间;用于使书写者区别于他人;承载着自称是父子相传之秘密的文本。这与克莱门特的记述逐条吻合。克莱门特与战后共识的区别在于“神秘”一词,而在这个词上,埃及人站在克莱门特一边。

谜团解开了吗? #

这些文字大部分仍未被阅读。埃德富项目已经出版了该神庙大部分文字的德译本,科维尔也将丹德拉的文字译成了法语。晚期神庙文献中仍有数千页没有英译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没有任何现代语言的译本。埃斯纳的公羊赞歌和鳄鱼赞歌几乎完全用公羊符号和鳄鱼符号写成,至今仍是这一体系的典型范例;研究者自己将该体系描述为建立在双关语和神学联想之上:一个符号之所以具有某种意义,是因为它所属的神祇。

这也正是机器读取这些文本失效的地方。我们自己用于托勒密时期神庙的处理流程能够很好地读取古典符号。在它无法读取的埃斯纳词语中,超过一半需要使用任何已出版符号表中都找不到的符号读值,而其中大多数是带有文字游戏性质的读值。晚期文字的难点在于以神祇知识为基础的部分,也就是说,在于祭司们声称只由父亲传给儿子的知识。

希罗多德对奥西里斯秘仪的了解,超过了他愿意写下的内容。镌刻埃德富和丹德拉铭文的祭司将这些内容写在墙上,所用的文字经过设计,几乎无人能读,所在的房间也几乎无人进入;他们还明白告诉我们,这些内容是秘密。两千年来,读者一直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希罗多德是对的。

参考文献 #

  1. Apuleius. Metamorphoses, book 11(拉丁文)。英译本:The Works of Apuleius, Bohn Library. London, 1853.
  2. Herodotus. Histories, book 2. A. D. Godley 译。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1920.
  3. Plutarch. De Iside et Osiride. Frank Cole Babbitt 译。Moralia V.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36.
  4. Clement of Alexandria. Stromata, book 5. William Wilson 译。Ante-Nicene Fathers, 第2卷。Buffalo, 1885.
  5. Plotinus. Enneads 5.8. Stephen MacKenna 译。London, 1917–30.
  6. Porphyry. Life of Pythagoras. Kenneth Sylvan Guthrie 译。1920.
  7. Iamblichus. On the Mysteries. Thomas Taylor 译。Chiswick, 1821.
  8. Horapollo. The Hieroglyphics of Horapollo Nilous. Alexander Turner Cory 译。London: Pickering, 1840.
  9. Kircher, Athanasius. Obeliscus Pamphilius. Rome, 1650.
  10. Warburton, William. The Divine Legation of Moses Demonstrated, vol. II. Richard Hurd 编。London, 1846.
  11. Champollion, Jean-François. 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 des anciens Égyptiens. Paris, 1824. 另见 Lettre à M. Dacier. Paris, 1822.
  12. Brugsch, Heinrich. Hieroglyphische Grammatik. Leipzig, 1872. 另见 Die Aegyptologie. Leipzig: Friedrich, 1891.
  13. Junker, Hermann. Grammatik der Denderatexte. Leipzig: Hinrichs, 1906.
  14. Drioton, Étienne. “Recueil de cryptographie monumentale.” 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Égypte 40 (1940): 305–429. 重印于 Cryptographie, Cahiers des ASAE 28. Cairo, 1992.
  15. Budge, E. A. Wallis. The Book of the Dead: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apters, Hymns, etc., of the Theban Recension. 3卷。London: Kegan Paul, 1901. Vol. 2; vol. 3.
  16. Chassinat, Émile. Le mystère d’Osiris au mois de Khoiak, 第1分册。Cairo: IFAO, 1966.
  17. Cauville, Sylvie. Article on the writing of the Dendara crypts.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02 (2002).
  18. Fairman, H. W.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tolemaic Signs and their Values.” BIFAO 43 (1945): 51–138.
  19. Sauneron, Serge. L’écriture figurative dans les textes d’Esna. Esna VIII. Cairo: IFAO, 1982.
  20. Kurth, Dieter. Einführung ins Ptolemäische: Eine Grammatik mit Zeichenliste und Übungsstücken. 第1部分。Hützel: Backe, 2007.
  21. Gaudard, François. “Ptolemaic Hieroglyphs.” 收录于 Christopher Woods 编,Visible Language。Oriental Institute Museum Publications 32. Chicago, 2010.
  22. Hornung, Erik. The Secret Lore of Egypt: Its Impact on the West. David Lorton 译。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引自 P. W. van der Horst 在 BMCR 上的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