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蛇崇拜/萨胡尔
萨胡尔的第一人称
海水淹没陆桥之前,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同属一片大陆。它们的语言至今仍共享一种罕见的与火有关的词汇模式,而在古陆桥一带,还共享一种表示“我”的形式。
两岸。一座沉没的陆桥。一个表示“我”的词。
简而言之
- 沙佩尔、桑罗克和亨德里(2016)调查了300种语言,发现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对树、柴火和火的命名方式在世界其他地区很少见,并将萨胡尔称为“一个大型扩散区”。
- 澳大利亚约五分之四的语言用 ŋa- 表示“我”,而全世界的语言中只有约十三分之一如此(ASJP)。新几内亚高地的语系则用 na。
- 在古陆桥一带,与塞拜岛隔海相望的海岸上,帕霍图里河诸语言用 ŋəna 表示“我”,源自原始帕霍图里语的 *ŋa-na(Ross 2005, p. 39),而它们的祖语听起来像澳大利亚语言(Evans 2019)。Ŋa- 最有可能是原始萨胡尔语的一个词。
据我所知,没有人尝试进一步探究后一种假说。 — 安德鲁·波利,论新几内亚语言与澳大利亚语言之间的远亲关系,《巴布亚往昔》(2005),第6页
树、柴火和火共用一个词 #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 Duna 语中,rowa 意为“树”。它也表示“柴火”和“火”,其含义还扩展到火柴和打火机。跨过托雷斯海峡,在约克角,Wik-Ngathan 语的 thuma 和 Guugu Yimithirr 语的 yugu 有类似的含义(Burenhult et al. 2017, p. 456)。
英语将这些事物区分开来,大多数语言也是如此。CLICS⁴ 数据库收录了约3,400种语言变体中有文献记录的一词两义实例。它列出了19种用同一个词表示火和树的语言。其中17种位于萨胡尔。14种在新几内亚,从高地的 Kalam 语和 Huli 语到南部低地的 Wambon 语。3种在澳大利亚,即约克角的 Kuuku-Ya’u 语(yuku)、默里河畔的 Yorta Yorta 语(bitja)和皮尔巴拉地区的 Kurrama 语(karla)。另外两种在亚马孙地区。
这种模式并不意味着各语言用的是同一个词。Rowa、yugu、bitja 和 karla 的语音毫无共同之处。它们共有的是一种划分世界的方式:活树、枯木和火焰是同一事物在三个时刻的样态。一种罕见的经验划分方式覆盖整个地区,是当地人曾经相互接触,或具有共同来源的标志。
沙佩尔、桑罗克和亨德里发现了什么? #
安托瓦内特·沙佩尔为帝汶的一种巴布亚语言 Bunaq 语编写了语法,并研究华莱士区和新几内亚的巴布亚诸语言与南岛诸语言。莉拉·桑罗克为使用 rowa 一词的 Duna 语编写了语法。西悉尼大学的数字人文语言学家雷切尔·亨德里将数据绘制成地图。三人共同将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视为一个样本。
她们的章节《萨胡尔诸语言中的树、柴火和火》调查了300种语言,其中217种是巴布亚语言,83种是澳大利亚语言(Schapper, San Roque and Hendery 2016)。早先的作者曾分别注意到两个地区中树与火之间的联系。她们三人首次将其作为横跨两个地区的同一现象加以研究。她们逐一记录每种语言的三个含义中哪些共用一个词,并将结果绘制在同一张地图上。
结果表明,最常见的模式是柴火和火共用一个词,而树另用一个词。这纠正了先前认为树和火通常配对的印象。CLICS 显示,海峡两岸都有这种模式。澳大利亚北部和西部的例子包括 Gurindji 语和 Walmajarri 语的 warlu、Nyangumarta 语的 wika,以及 Kija 语和 Bunuba 语。新几内亚西南海岸则有 Asmat 语的 yisa(CLICS⁴)。作者总结说,萨胡尔存在的这些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很罕见。萨胡尔是“一个大型扩散区”,她们呼吁巴布亚语言研究者和澳大利亚语言研究者共同研究这一地区。
这是一个关于思维的论断:古大陆的两半有着共同的思维习惯。它引出的问题是,除了习惯之外,是否还有更坚实的东西留存下来——一个语音完好无损的形式。最适合寻找它的地方,是每种语言都必须拥有的那个词。
谁曾将萨胡尔视为一个语言共同体? #
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它不是被驳倒,而是被搁置了。
| 年份 | 人物 | 提出的观点 |
|---|---|---|
| 1908 | 阿尔弗雷多·特龙贝蒂 | 在一项关于世界各地代词的研究中,将 Narrinyeri 语(南澳大利亚)的 nan“我”(宾格)与 Dabu 语(巴布亚)的 nana“我”并列比较(Morris 2006, p. 98) |
| 1975 | 斯蒂芬·沃姆 | 报告了澳大利亚语言与一些巴布亚语言的代词和动词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并转述了莱科克的观点,即塞皮克诸语言的音系与澳大利亚语言相似(Wurm 1975, p. 925) |
| 1986 | 威廉·福利 | 提出了东部高地语言与澳大利亚语言之间存在远亲关系的词汇证据 |
| 2009 | Reesink、Singer 和 Dunn | 一项语法特征调查发现,澳大利亚语言与一些巴布亚语言群体之间有“古老联系的迹象”(PLoS Biology) |
| 2016 | 沙佩尔、桑罗克和亨德里 | 将萨胡尔视为火和木材词汇的一个扩散区 |
| 2019 | 尼古拉斯·埃文斯 | 新几内亚南部海岸的语系曾经听起来像澳大利亚语言(ICPhS) |
跨新几内亚语系历史研究的领军学者安德鲁·波利,针对福利的证据写下了本文开头的那句话:没有人对此进行后续研究(Pawley 2005, p. 6)。研究领域已经分化。澳大利亚语言研究者和巴布亚语言研究者分别受训、分别发表成果,而二十世纪早期的传播论者认为理所当然的一项比较,变成了无人负责的工作。仪式证据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正如我在《一个萨胡尔》中所述;考古学亦然,正如我在《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无法面对真相》中所述。
只有特龙贝蒂将两半地区的第一人称形式并列比较,而他选取的巴布亚语证据恰到好处。他所举的 nana“我”出自 Dabu 语。Dabu 是帕霍图里河诸语言之一 Agob 语的旧称(Glottolog)。这位唯一比较过萨胡尔第一人称形式的学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选中了证据最清楚的那片海岸。
澳大利亚人如何说“我”? #
在澳大利亚各地,第一人称代词以软腭鼻音开头,即英语 sing 末尾的音,在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的正字法中写作 ng。Warlpiri 语说 ngaju,Gamilaraay 语说 ngaya,Pitjantjatjara 语说 ngayulu。帕马-尼永甘语系以外的北方语系将同一个音节作为前缀加在动词上:Kune 语 nga-、Wardaman 语 nga-、Maung 语 nga-(Evans 2003, p. 19)。马克·哈维和罗伯特·梅尔哈默构拟了原始澳大利亚语,即这片大陆上几乎所有语言的祖语。他们给出的“我”的形式是 *ŋaj(Harvey and Mailhammer 2024)。
这很不寻常。ASJP 数据库收录了5,000多种语言的基本词表。在该数据库中,约五分之四的澳大利亚语言的“我”以 ŋ 开头。全世界的比例约为十三分之一,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同一个语系——汉藏语系,其“我”也是 ŋa。在非洲和美洲,以 ŋ- 开头的“我”几乎不存在。而在新几内亚及其周边岛屿,不到二十分之一的语言有这样的形式。
新几内亚最大的语系——跨新几内亚语系——在6,000至10,000年前在高地扩散,其“我”的形式为 *na,使用齿龈鼻音 n(Ross 2005, p. 29;Pawley 2005, p. 101)。1它的数百种后代语言保留了这一形式:Melpa 语 na、Enga 语 namba、Ipili 语 ni。萨胡尔的两半呈现出清晰的分界:南方是 ŋa,北方是 na。
古陆桥处除外。
How Sahul say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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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egins with ŋ (221)
- “I” begins with n (327)
- Other forms (552)
- Named language
- Seafloor dry at the glacial low stand
ŋa- 在哪里跨越托雷斯海峡? #
塞拜岛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岸外数公里处,处于澳大利亚水域。岛民说的是帕马-尼永甘语系的 Kalaw Lagaw Ya 语,表示“我”的词是 ngay(Mitchell 2015, pp. 344, 357)。
在对岸的大陆上,帕霍图里河沿岸居民使用的 Ende、Em、Agob、Kawam、Taeme 和 Idi 诸语言同属一个小型巴布亚语系。他们的“我”是 ŋəna 或 ŋən(Lindsey 2019, p. 234)。马尔科姆·罗斯调查了每个巴布亚语系的代词,将该语系祖语的“我”构拟为 *ŋa-na(Ross 2005, p. 39)。Ende 语也用一个词 yu 同时表示火和柴火(CLICS⁴),这是萨胡尔最常见的模式。再往西,在印度尼西亚巴布亚地区的南部海岸,两种布拉卡河语言的“我”被记录为 Yelmek 语 ŋöl 和 Maklew 语 ŋöllo(Ross 2005, p. 39)。2
新几内亚的这片地区曾与澳大利亚陆路相通。尼古拉斯·埃文斯构拟当地语言的音系后发现,它们曾经具有澳大利亚语言的特征。他写道,原始帕霍图里语和原始亚姆语“比它们今天的后代语言更像澳大利亚语言”,具有软腭鼻音、卷舌辅音和丰富的流音系列,而这些都是澳大利亚语言的典型特征。托雷斯海峡的水域将它们与澳大利亚的语音世界隔开后,它们在此后的数千年里逐渐向邻近的巴布亚语言趋同(Evans 2019, p. 4)。埃文斯没有断定这反映的是共同祖源还是古代接触。无论哪种情况,这片海岸属于萨胡尔的澳大利亚一侧,其“我”也是澳大利亚的形式。
鼻音“我”难道不是巧合吗? #
用软腭鼻音 ŋ 表示“我”很少见。它在澳大利亚和汉藏语系之外并不常见,在跨新几内亚语系的构拟形式中没有出现,在新几内亚也很罕见。在萨胡尔,它恰好出现在预期的地方。它遍布澳大利亚,在新几内亚则见于唯一曾与澳大利亚相接的地方。埃文斯通过独立研究发现,当地使用这一形式的语系,其祖语具有澳大利亚语言的语音特征。
普通的 n 则是另一回事。哈拉尔德·哈马斯特伦指出,世界上约四分之一的语言用以 n 开头的词表示“我”,巴布亚语言中这一比例约为一半 (Hammarström 2012, p. 442)。 因此,这里比较的是 ŋa 和 ŋa,而不是任意两个鼻音。
托雷斯海峡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共同体。其东部岛屿使用梅里亚姆米尔语,这是一种巴布亚语言,其“我”为 ka(Piper 1989, p. 68)。 这一共同的“我”并非沿渡海路线处处可见。它出现在西岸,与塞拜岛隔海相望的地方。
萨胡尔上一次作为一片完整的陆地是什么时候? #
| 距今年数 | 事件 | 来源 |
|---|---|---|
| 约 8,000 年 | 托雷斯海峡与珊瑚海相通,分隔了萨胡尔(埃文斯认为更接近 9,000 年前) | Reeves et al. 2008 |
| 6,000–10,000 年 | 跨新几内亚语系连同 *na 在高地传播 | Pawley 2005, p. 101 |
| 约 6,000 年 | 原始澳大利亚语在顶端地区使用 | Harvey and Mailhammer 2025 |
| 约 5,700 年 | 帕马-尼永甘语系从海湾平原传播开来 | Bouckaert, Bowern and Atkinson 2018 |
塞拜岛如今表示“我”的形式,是在海峡形成之后随帕马-尼永甘语系传来的。帕霍图里河诸语言的“我”则属于一个埃文斯认为在海峡形成之前就处于澳大利亚语音世界中的语系。直到海峡形成,这一语系才开始逐渐与澳大利亚语言分化。一个代词可以渡海传播,整个语音系统却不能,而帕霍图里河沿岸两者兼有。最简约的解释是,陆桥尚存时,ŋa- 就已经在那里。
如果如此,它就比按目前年代推算的原始澳大利亚语更古老,而澳大利亚的 *ŋaj 和帕霍图里河语系的 *ŋa-na 源自同一个更古老的来源。这个来源就是萨胡尔最后的语言共同体。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已经分离了 8,000 年。在面向塞拜岛的海岸,人们至今仍以那个共同体的方式说“我”。
第一人称能告诉我们关于自我的什么? #
以下是我自己的解读。上面的论证不依赖这一解读也能成立。
多年来我一直主张,代词反映自我。在《代词不可思议的有效性》中,我提出,自从我们意识到有一个“我”可以命名,就有了表示“我”的词,因此第一人称的传播伴随着自我意识的传播。按照这种观点,表中较晚的年代正是这一理论所预期的。全新世早期,第一人称形式经历了两次大规模传播,na 在新几内亚高地传播,ŋa 遍及澳大利亚,二者在逐渐被海水淹没的平原边缘相遇。
萨胡尔也展示了“我”如何传播。在澳大利亚中部,第一人称是在成年礼中教授的。正如我在《我现在是男人》中所描述的,说南洛里贾语的少年在受礼时放弃日常使用的 ngaiulu,转而使用 ngankulu,即西部沙漠中表示敬意的“我”。代词通常被认为是语言中最不容易借用的词。在萨胡尔,代词是在使男孩成为人的仪式中传授的,而这些仪式也渡海传播。正如我在《Nggwal:横跨萨胡尔的崇拜》中所论证的,塞皮克地区和阿纳姆地的呼啸器崇拜有着共同的起源故事和高度一致的神圣名称。呼啸器本身则是从新几内亚向南传来的,正如我在《总是来自北方》中所论证的。人也随之而来。一名男子在欧洲人定居凯恩斯之前葬于当地,他有八分之一的巴布亚血统,而有能力推定这部分祖源年代的遗传学家迄今还没有这样做(《因删除而隔离》)。 无论 ŋa- 是经陆地还是经水路传播的,它都随着人们一起迁移,而这些人彼此传授说“我”意味着什么。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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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enhult, Niclas, Clair Hill, Juliette Huber, Saskia van Putten, Konrad Rybka, and Lila San Roque. “Forests: the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Geographica Helvetica 72 (2017): 45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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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wley, Andrew. “Introduction to the chapters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和 “The chequered career of the Trans New Guinea hypothesis.” 载于 Pawley, Attenborough, Golson and Hide(编),Papuan Pasts,1–14 和 67–107. Pacific Linguistics 57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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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eves, Jessica M., et al. “The sedimentary record of palaeoenvironments and sea-level change in the Gulf of Carpentaria, Australia, through the last glacial cycle.”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183 (2008): 3–22.
- Ross, Malcolm. “Pronouns as a preliminary diagnostic for grouping Papuan languages.” 载于 Papuan Pasts,15–65. Pacific Linguistics 57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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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uka, Annika, Robert Forkel, Christoph Rzymski, and Johann-Mattis List. CLICS⁴: Database of Cross-Linguistic Colexifications. 2026。边:FIRE–TREE 和 FIRE–FIREWOOD。
- Wichmann, Søren, Eric W. Holman, and Cecil H. Brown(编). The ASJP Database,第 21 版。概念“我”。
- Greenhill, Simon J. “TransNewGuinea.org: An online database of New Guinea languages.” PLoS ONE 10(10) (2015): e0141563. 地图数据来自 Lexibank 版。
- Bowern, Claire. Pama-Nyungan wordlists,Lexibank 版。地图数据。
- Hammarström, Harald, Robert Forkel, Martin Haspelmath, and Sebastian Bank. Glottolog 5.4。语言坐标及 Agob(Dabu)条目。
-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国家环境信息中心。ETOPO1 Global Relief Model,通过 ERDDAP 获取。用于绘制陆地和大陆架。
- Wurm, Stephen A. “Possible wider connections of Papuan languages: Papuan and Australian.” 载于 New Guinea Area Languages and Language Study,第 1 卷,925–934 页。Pacific Linguistics C-38,1975。
跨新几内亚语系的代词中确实有软腭鼻音,但出现在第二人称代词 *ŋga “你”中(Ross 2005, p. 29)。帕霍图里河诸语言的 ŋ 出现在“我”中。 ↩︎
邻近的亚姆诸语言也有表示“我”的形式,例如恩科尔姆普语的 ngko,但其中的 ngk 是一个 单一的前鼻化塞音,而不是鼻音后接元音 (Carroll 2017),因此这里不予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