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概述

  • 两条蛇身可以将一种关系化为可见的结:祖系、婚姻、神圣伴侣关系,或神圣力量与某一地点的结合。
  • 女娲与伏羲、印度的那伽伴侣以及埃及的人首蛇身像,提供了视觉上最接近的比较。海地伏都教则提供了一桩有明确名称的蛇神婚姻。
  • 仪式织物、一部墨西哥绘画史书、古地亚的器皿以及双蛇杖,显示了艺术家对双身形象的可能性作出了何等广泛的发挥。

女娲与伏羲:群星之下的祖先 #

女娲与伏羲手持测量工具,长长的蛇尾相互缠绕,周围环绕着日、月和星宿。
女娲与伏羲,阿斯塔那,唐代,八世纪中叶。 左侧的女娲持规,右侧的伏羲持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佚名绘画;公共领域复制图像来自 维基共享资源。

他们有着人的面孔,手中持着工具。衣袍下,两条长身交叉、分开,又再次交叉,编成一股几乎延伸到绢画底部的辫索。在整个缠绕过程中,两个人物始终清晰可辨。

这幅画出自今新疆吐鲁番附近的阿斯塔那,是这一形象保存得异常完整的呈现。日、月和星宿环绕着这对人物。规与矩将度量和祖系置于同一画面:正是通过这两位存在,人类生命才得以归属于一个有序的宇宙。

阿斯塔那的这些作品是为墓葬制作的。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另一幅幡画,边缘留有钉孔,表明它很可能曾固定在墓室顶部。不妨想象视角的变化:祖先位于死者上方,身处天体之间,缠绕的尾巴将上方的人身连接成一个向下延伸的整体。博物馆以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解释他们手中的工具。那幅幡画并非此处所示的画作,但保留了相同的丧葬背景和视觉语汇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Bongwan4027)。

这一形象的历史远比这幅唐代绢画悠久。女娲与伏羲出现在汉代丧葬艺术中,他们的形象在各地作坊之间流传时也发生了变化。娜塔莎·万佩尔·苏哈多尔尼克的研究追踪了汉代构图在河西走廊魏晋墓葬中的演变:在那里,蛇身、天体圆盘、测量工具及其他属性被重新组合。阿斯塔那画作属于一个已经发展的艺术传统,而非这对人物的首次出现 (Suhadolnik 2019, pp. 47–86)。

他们的关系将几种不同的起源汇聚于同一形象之中。他们是作为祖先的兄妹,在后来的叙述中又是婚姻伴侣。女娲有自己造人和修补世界的传统;伏羲则提供技艺与制度。双人形象将这些力量纳入一种身体关系之中。1我们另有一篇关于 女娲与伏羲的研究,更详细地探讨了这些故事。

最令人难忘的特征几乎无须解释:两个可辨认的人物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形态。蛇尾为艺术家提供了一种非凡的方式,既能表现结合,又不抹去双方中的任何一方。

那伽与那伽女:拥抱化为建筑 #

贝鲁尔的两个人形上身佩戴珠宝,头顶眼镜蛇兜帽,腰部以下化为粗壮的蛇尾,相互交缠。
那伽与那伽女伴侣,卡纳塔克邦贝鲁尔,钦纳克沙瓦神庙。 霍伊萨拉王朝的神庙,始建于1117年;此浮雕未单独断代。 摄影 © Jean-Pierre Dalbéra,2014年, CC BY 2.0。

在贝鲁尔,人身的拥抱与蛇身的结占据了同一雕刻的上下两层。上方的人物在眼镜蛇兜帽下转向彼此。下方,粗壮的蛇尾构成繁复的交缠纹样。石材赋予身体以重量:盘曲的蛇身紧紧相压,与上方的肩臂一样真切可信。

那伽与那伽女指的是蛇类神灵的类别。这两位是一对无名伴侣,而非两位分别以那伽和那伽女为专名的神。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宗教艺术中,那伽栖居于一个与水、生育和守护相关的世界。他们能够以人形和蛇形显现,这为艺术家提供了一套视觉语汇,用以表现既具人格性、又深植于有生命的景观之中的力量 (Kossak and Watts, glossary, p. 118)。

一对来自比哈尔邦、相互拥抱的那伽伴侣,具有人的上身,头顶眼镜蛇形成的华盖,下方覆鳞的身体相互交叉;男性还手持一条垂下的花环。
相拥的那伽伴侣,比哈尔邦,十世纪。 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4220/A25169。 前方手持的垂环是一条花环;覆鳞的下身构成了这对蛇身。 摄影 © Uwe Niebuhr,2009年,维也纳西喜马拉雅档案馆。

比哈尔的雕像使这对伴侣靠得更近。他们的人身倾向彼此,相拥在一起;蛇身则在下方延续。一部1911年出版的博物馆目录将这件藏品描述为一对那伽与那伽女,装饰华丽,上身为人、下身为蛇。目录还指出男性人物手中持有一条粗大的花环;在照片中辨认各个环状形态时,这一区别很有帮助 (Bloch, p. 92, no. 4220)。

这些伴侣属于更广泛的吉祥配对建筑艺术。在奥里萨邦的乔拉西和科纳克,阿达尔贝特·盖尔描述过缠绕在入口壁柱上的那伽伴侣。他们的蛇身抱住支柱,上身人物则相拥在一起。拥抱成为栖身于建筑的一种方式 (Gail 2012, p. 15, figs. 14–15)。

与阿斯塔那的幡画相比,亲密的姿态在这里更为突出。中国的这对人物度量并栖身于天体秩序之中。这些那伽则使两个身体的相遇在形体上显得真切可信,其背后是他们所属的更广阔宗教世界中的水与生育。最强的对应关系就在身体构造本身:两个人形上身,两条蛇形下身,一体相连的交缠形态。

伊西斯与狄俄尼索斯:埃及蛇身结上的人面 #

一件长方形埃及浮雕上,戴冠的有须男性头部和戴冠的女性头部从直立的蛇身中显现,蛇身下部盘曲交结。
伊西斯与狄俄尼索斯,埃及,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 大英博物馆藏,EA1539 / 1911,0617.22。博物馆倾向于将男性人物认作狄俄尼索斯,同时指出他与塞拉皮斯相似。摄影 © 大英博物馆理事会, 转载于已发表的图42,第363页。

在这里,人的身体几乎消失了。两张面孔出现在直立、鼓胀的蛇身上方。底部的身体折叠交结。冠饰与面孔保留了神祇的身份;蛇身则构成了他们结合的实体。

大英博物馆将这对人物认作伊西斯与狄俄尼索斯。男性的发型和尖须支持将其认作狄俄尼索斯,但他与塞拉皮斯的相似性使这一认定仍有解释的余地。对于这件浮雕,这一区别值得注意:它提醒我们,在将所有埃及双人形象都视为同一对神祇之前,应当仔细端详其面孔 (大英博物馆,EA1539)。

这种重叠有着古代宗教依据。普鲁塔克在讨论奥西里斯时将其与狄俄尼索斯联系起来,也将塞拉皮斯与奥西里斯联系起来。这类比较有助于希腊与埃及的神祇世界彼此贯通,也使图像能够承载不止一种关联。普鲁塔克的讨论解释了这些名字为何能够相互靠拢;浮雕的属性则有助于判断哪些名字最适合描述这件作品 (论伊西斯与奥西里斯,第28和35节)。

在看过印度雕刻之后,这一形象尤其有力。在贝鲁尔,伴侣以人的双臂相拥。这里的关系则几乎完全由蛇身承载。盘曲的身体发挥了双臂的作用。

伊西斯-忒耳穆提斯与塞拉皮斯:双身中的丰饶 #

伊西斯与塞拉皮斯在一块圆顶石碑上相对;他们覆有鳞片的长蛇身在底部交叉,环绕着一段希腊文铭文。
人首蛇身的伊西斯与塞拉皮斯,罗马时期的埃及,公元前30年至公元395年。 卢浮宫 E21162 / MG3663。Tangopaso 摄,2023年,公共领域,经由 维基共享资源。

卢浮宫的石碑呈现了与之相关的伊西斯与塞拉皮斯组合。两条覆有鳞片的颈部在希腊文铭文上方相互弯向对方,下半身则在铭文下方交叉。他们的相会以活生生的形体构成边框,将书写的奉献铭文围绕其中 (卢浮宫,E21162)。

伊西斯-忒耳穆提斯将伊西斯与勒涅努忒特联系起来,后者是与滋养和生育相关的埃及蛇女神。男性一方的塞拉皮斯则采取了与阿伽托代蒙相关的蛇形,阿伽托代蒙是一种有益的保护力量。这些神性身份相互重叠,背后各有地方性的历史。2

这些虔敬之辞具体得令人惊叹。在梅迪内特马迪,伊西多鲁斯同时向赫耳穆提斯、伊西斯和幸运女神祈告,赞美女神带来尼罗河的涨水及其滋养的庄稼。在马罗尼亚,另一篇铭文明确将伊西斯和塞拉皮斯描述为婚姻伴侣,他们的光辉照亮了世界。因此,这一组合能够将亲密关系与整个社群赖以生存的丰饶联系起来 (Isidorus I.1–13;马罗尼亚颂德铭文,第15–20行)。

两条人首蛇身的神灵立于三角楣下;左侧有须的男性与右侧女性的尾部分别盘绕。
作为阿伽托代蒙的宙斯-塞拉皮斯与伊西斯-忒耳穆提斯,罗马时期的埃及。 BnF, Département des Monnaies, médailles et antiques, 57.172a。 他们的尾部在共同的神龛下分别盘绕。 照片 © Base Daguerre / 法国国家图书馆。

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浮雕改变了构图。在这里,两位神灵立于三角楣下,仿佛身处一座小神庙。他们的尾部沿地面分别盘绕。即使没有结,这一组合依然存在:它既可以通过交缠的身躯表达,也可以通过共同的神圣空间表达。

这种变化颇能说明问题。每位神灵都具有蛇形,艺术家可以选择将他们结合得多么紧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图像使相伴之情与相应的力量得以显现;大英博物馆的浮雕则使身体上的结合更难解开。

一只埃及金手镯上的两条蛇在中央打结,结上方的平台上立着两个小型女性神像。
饰有阿伽托代蒙与忒耳穆提斯的金手镯,约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 两条蛇构成一个赫拉克勒斯结。上方分别站立的神像是伊西斯-堤喀和阿佛洛狄忒。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3.2.1;公共领域。 藏品记录。

金手镯将这个结带到了人的手腕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将手镯上的蛇辨认为阿伽托代蒙和忒耳穆提斯,分别与塞拉皮斯和伊西斯相关联,并将这一整体与生育和吉祥的命运联系起来。另外两位女神站在蛇的上方。这些力量汇集于一件人可以佩戴的物品之中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3.2.1)。

尺度的变化很重要。在石头上,这对蛇可以占据一座神龛。在黄金上,其保护的承诺则可以环绕一位崇拜者的身体。

巴厘岛:绘于完整布料上的蛇形辫纹 #

一块巴厘岛棉织品的局部呈现了两条戴冠、人面的那伽,其长身在神圣符号旁构成反复交织的辫纹。
巴厘岛一块 wangsul usap rai 上成对的那伽。 澳大利亚博物馆 E097463。 手纺棉布水墨画局部;制作日期未见记载,2023年捐赠。 照片 © Belinda Christie / 澳大利亚博物馆。 照片经裁剪,以突出这一对那伽。

这件巴厘岛织品比石雕更为静谧。纤细的黑线勾勒出两条戴冠的人面蛇。它们的身体穿过彼此的曲线,形成反复交织的辫纹,旁边是神圣的字母或音节。图像位于一条未染色的布料上,其表面的简素使人的注意力集中于成对的线条。

西沃恩·坎贝尔为博物馆撰写的介绍将这些那伽与巴厘岛宇宙观联系起来,其中包括世界蛇安塔博加和支撑世界的龟。画中的两个存在并未分别具名。它们的力量一部分来自蛇在更广阔宇宙论中的生命,一部分来自它们所出现的物件类型 (澳大利亚博物馆,E097463)。

经线被有意保留,未曾剪断。乌尔米拉·莫汉解释说,连续经线织品可以被理解为蕴含力量:为了制作供品,人们可能会拆开织机,以便将布完整地取下。因此,剪断是一个有意义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完成一块织物的最后一道机械工序 (Mohan 2017)。

完整的未染色仪式布料一端绘有那伽,长而刻意未剪断的经线连接着织成的部分。
完整的仪式织品,可见其未剪断的经线。 照片 © Belinda Christie / 澳大利亚博物馆;空白背景经裁剪。

巴厘岛的仪式布料也参与人的塑造与保护。一份来自帕扬安的田野记录记载,在一场三个月仪式中,未剪断经线的织品包裹着与婴儿的四位出生守护者相关的物件。那是另一种织品和另一场仪式,但它有助于还原这类布料所属的鲜活世界 (Threads of Life,2021)。3

绘画与其材料在此相互强化。长长的身体在辫纹中保持连续;纱线在布料中保持连续。即使这件博物馆藏品所对应的具体仪式已无记载,这种对应关系仍然清晰可见。作品通过一种自身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的材料,呈现了一对蛇。

丹巴拉与阿伊达·韦多:海地伏都教中的蛇之婚姻 #

伊夫·泰勒马克的亮片旗帜上有两条蛇,上方是一个蛋和一颗心,后方是交叉的牧杖,下方是一道彩虹。
丹巴拉与阿伊达·韦多,伊夫·泰勒马克制作的旗帜,海地。 杜克大学的图录明确指出他们是夫妻,一颗心表达了他们的爱。 Sacred Arts of the Black Atlantic,A001;日期未见记载。 图片 © 杜克大学项目。

在伊夫·泰勒马克的旗帜上,这种关系同时通过多个符号表明:两条蛇、它们上方的一颗心、一个蛋,以及下方的一道彩虹。杜克大学的图录将其辨认为丹巴拉和他的妻子阿伊达·韦多,并以他们的爱来解释那颗心。记录还指出,这面旗帜曾用于仪式。它属于一种通过仪式实践展开的宗教生活,其中有致敬、供奉、音乐和神灵的降临。

这段婚姻在旗帜之外也有记载。海地民族志学家埃米尔·马瑟兰在1947年的记述中称阿伊达是丹巴拉的妻子,她与彩虹及淡水相关,也像他一样被表现为蛇。他记录了成对的附身现象,其中信众并排爬行;还记录了两条绘制的蛇将头低向神庙水池,以及同时奉献给两者的泉水池。这一对神灵可以被描绘,可以通过水与之相遇,也可以在仪式中共同体现于人的身体 (Marcelin 1947,第71–72页)。

一面粉色亮片海地旗帜上,两条绿蛇反复盘绕着一根中央柱,上方拱起一道彩虹。
丹巴拉 / 中央柱,海地伏都教旗帜。 两条蛇在彩虹下盘绕着中央柱。艺术家和日期未见记载。 伯明翰艺术博物馆,Art Fund Inc.,AFI.224.2013;Caroline Cargo 于2013年捐赠。 图片 © 伯明翰艺术博物馆。

伯明翰的这面旗帜为两蛇的缠绕提供了一个中央支撑。两条绿蛇绕柱而上,在彩虹下方反复交叉。博物馆将这条轴线认定为poteau-mitan,即仪式空间的中央立柱。4

玛雅·黛伦将这根柱子描述为卢瓦进入的通道,人们绕柱起舞,并在柱基献上供品。她的记述将垂直的立柱与树木意象联系起来。围绕这样的轴线,蛇辫可以参与存在的不同层次之间的交汇。黛伦通过天上之水、彩虹与下方之水之间的关系来解读丹巴拉和阿伊达 (Divine Horsemen,第36–37、115–116页)。

歌曲以平行的方式称颂这两位神灵。在一首录制下来的拉辛·菲吉耶歌曲中,歌者走近一处水源,向旗帜致敬,并依次唱出丹巴拉和阿伊达的名字。因此,这块旗布既是向这对神灵致敬的行动的一部分,也是他们形象得以呈现的地方 (转录与翻译,歌曲3.b,第5页)。

亮片赋予这一关系一个不断变化的表面。旗帜移动时,光线掠过蛇身。经过埃及浮雕的静止画面之后,蛇的婚姻变成了能够闪耀、移动并接受致敬的事物。

墨西哥:双蛇缠绕之山 #

《塞勒尔第二布画》的一处细节显示,钻木取火场景下方有一个山形地点符号,周围环绕着两条相互缠绕的蛇,四周还有坐姿的王朝人物。
《塞勒尔第二布画》上的双蛇缠绕地点符号,墨西哥瓦哈卡。 彩绘棉布,殖民早期,博物馆断代为1570–1590年;局部。 柏林民族学博物馆,IV Ca 46178。 摄影 ©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 Claudia Obrocki, CC BY-NC-SA 4.0。 博物馆记录。

请看这幅彩绘画面中央附近。两条蛇环绕着一座山的轮廓。在钻木取火的场景下方,它们的身体围绕一个开放的环圈交叉。坐姿人物、地点和连接线在布面上向外展开。

伊丽莎白·希尔·布恩认为这里是两条相互缠绕的响尾蛇,一条饰有羽毛,另一条带有燧石纹。两者的差异是图像所传达信息的一部分。这对蛇限定了一个与奠基性的新火仪式和王室血脉相关的地点。维奥拉·柯尼希进一步发展了将其认定为乔卢拉的观点,并将两条蛇解读为羽蛇神和米斯科亚特尔。这些神名属于她对地点符号的解读;场景本身能够确切呈现的是这种独特的双蛇构型 (Boone,第40页;König,第139–141页)。5

完整的《塞勒尔第二布画》是一幅大型棉布彩绘历史画,密集地排列着地点符号、有名有姓的人物、路线和谱系联系。
完整的《塞勒尔第二布画》,又称《科伊斯特拉瓦卡布画》。 约3.84 × 4.42米。蛇形符号属于一幅规模大得多的叙事,讲述统治、世系与领土。摄影 ©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 Claudia Obrocki, CC BY-NC-SA 4.0。

整块布改变了我们观看这一图像时的尺度。它近四米高、四米多宽。小小的蛇结位于一幅人物密集的图像史之中,这幅图像史讲述领土、世系与权力 (Ethnologisches Museum,IV Ca 46178)。

蛇成为辨识和记忆一处重要地点的方式。它们之间的关系被嵌入一个地点,而这个地点又有助于组织人类历史。这使这幅图像与神圣伴侣的图像相互参照,尤其富有启发性:将两个个体结合在一起的同一种交缠,也可以标示一个世系汇聚于其周围的奠基之地。

带有羽毛和燧石纹的两具蛇身在结中仍可区分。正如在阿斯塔那一样,差异在结合中得以保持。然而在这里,周围的图像世界将注意力引向有名的地点和政治记忆。

古迪亚的器皿:四千多年前的蛇辫 #

一件深色石质器皿中央有两条竖直缠绕的蛇,两侧是长角、有腿的龙形生物。
古迪亚奉献给宁吉什济达的器皿,吉尔苏,约公元前2120–2110年。 绿泥石,高22.8厘米。卢浮宫 AO190。 摄影 © 2015 GrandPalaisRmn (Musée du Louvre) / Mathieu Rabeau。 藏品记录。

这件器物的年代之久远非同寻常。拉伽什统治者古迪亚在公元前第三个千纪末期将这件器皿奉献给宁吉什济达。器皿中央,两条蛇构成一条竖直的辫形。两条长角、有腿的龙分立两侧。

铭文表明了器皿所奉献的神灵。两条蛇本身并未被分别命名为婚姻伴侣 (Louvre,AO190)。

宁吉什济达所属的宗教世界中,植物、蛇与冥界可以联系在一起。亚当·斯通的专题论述描述了他与植物生命生长和消逝的联系、他的冥界角色,以及他作为古迪亚个人神的重要性。生命的出现与退隐都处于他的权能范围之内 (Oracc,“Ningišzida”)。

卢浮宫将其认定为一件奠酒器,这使器上的图像与献祭行为联系起来。古迪亚委托制作的其他作品有助于还原这一敬神背景。在盖蒂的一次采访中,蒂莫西·波茨描述了这位统治者双手合拢祈祷的雕像,它们尤其表达了他对守护神宁吉什济达的虔敬。这件器皿属于统治者、神圣庇护者与委托艺术之间这一更广泛的关系 (盖蒂采访及文字记录,2021年)。

这是将辫形用作神圣徽记的一件早期杰作。它狭长的中央轴线若与一根晚得多的手杖并置,会显得颇为熟悉;但这件器物有其具名的受献神、奉献者和仪式用途。这些细节使它更具吸引力:在一位统治者的献礼中,蛇的交缠形象已经能够承载凝聚的神圣临在。

双蛇杖:两条蛇与和平的可能 #

一件希腊青铜使者杖的杖首上,两个刻画细致的蛇头在相互缠绕的蛇颈上方相接,蛇颈则立于一根小型多立克柱上。
刻律刻翁青铜杖首,希腊,公元前六世纪末至五世纪初。 两条蛇位于一根多立克柱的顶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89.281.57, Norbert Schimmel Trust 捐赠,1989年;公有领域。 藏品记录。

希腊的刻律刻翁,在拉丁语中称为卡杜修斯,将双蛇变成了神灵所持的标志物。赫尔墨斯的手杖上有两条蛇,相对的蛇头在交叉的蛇身上方完成了对称构图。在这件古风时期的青铜杖首上,艺术家精心刻画了小小的蛇头,同时将蛇身简化为这一徽记所需的优雅曲线 (Met,1989.281.57)。

一种古代解释赋予这对蛇自身的一种关系。在许癸努斯的记述中,墨丘利以里拉琴从阿波罗那里换得手杖。后来,他在阿卡迪亚遇到两条身体相互缠绕的蛇,它们似乎正在争斗。他将手杖放在它们之间,它们便分开了。这一情节使手杖成为和平的工具,也解释了艺术家为何将它表现为缠绕着两条蛇 (Astronomica 2.7.2,Roger T. Macfarlane 译)。

这个故事为这趟巡览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转折。交缠可以表达亲密的结合,也可以始于冲突。手杖的意义来自两个生灵之间发生的事:一次介入使分开与和平通行成为可能。

最终的徽记使它们围绕一条轴线保持平衡的关系。尽管故事告诉我们神灵制止了它们的争斗,蛇身仍然成对相依。

卡德摩斯与哈耳摩尼亚:婚姻在身体变形后延续 #

一幅十七世纪版画中,卡德摩斯与哈耳摩尼亚在林木环绕的景致中相拥,身体正在变成蛇形。
卡德摩斯与哈耳摩尼亚,小克里斯平·范·德·帕斯的版画,约1636–1670年。 荷兰国立博物馆 RP-P-2014-34-35。这是古代变形故事的一幅较晚的插图;衣褶与景物使下半身的构型不如文本中那样明确。 公有领域。馆藏记录。

一段古代婚姻使蛇对的情感意义鲜明地呈现出来。在奥维德的叙述中,卡德摩斯先于哈耳摩尼亚变成蛇。他的舌头正在变化,他试图说话。她认出了他,为这一变化悲叹,并请求与他一同承受。当她也变成蛇后,两人身体相连,一同进入树林。新的形态保全了他们的相伴 (变形记 4.563–603)。

菲洛斯特拉托斯描述了一幅表现同一变化的画作,它与本次巡览开篇的人蛇形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卡德摩斯和哈耳摩尼亚的大腿以下已变成蛇身,上半身却仍为人形。随着变化继续,他们拥抱着彼此尚能抱住的人身 (图画集 1.18,希腊文原文及译文)。

那幅古代画作是通过这段描述为人所知的。此处展示的现存版画,则属于这一故事在晚得多的时代中的视觉生命。文本与图像共同揭示了为何这对伴侣值得与那些更为人熟知的蛇形祖先并列。

对女娲和伏羲而言,蛇形属于其祖先身份。对卡德摩斯和哈耳摩尼亚而言,它则是一场毁灭性的变化。婚姻随他们一同跨越了这一界限。人的形貌消失了,彼此的认知却长存。

交缠的蛇对呈现了什么 #

图像蛇对承载的关系物件呈现的内容
女娲与伏羲祖先与婚姻伴侣关系天象秩序中的人类起源
那伽与那伽女伴侣亲密的蛇类存在拥抱、水、生育力与神圣建筑
伊西斯与狄俄尼索斯成对的神圣身份通过蛇身相连的人面
伊西斯-忒耳穆提斯与塞拉皮斯 / 阿伽托代蒙神祇伴侣关系;文本中有伊西斯与塞拉皮斯婚姻的记载丰饶、保护与吉祥的命运
巴厘岛仪式织物宇宙论中的那伽一对,个体名称未见记载有意织成连续一体的布面上蛇的连续性
丹巴拉与阿伊达·韦多夫妻爱、水、彩虹与仪式中的相遇
《塞勒尔第二布画》地名符号中各具区别的蛇奠基、世系与地域记忆
古迪亚的器皿献给宁吉什济达的神圣徽记奉献行为中的神圣临在
双蛇杖从冲突中脱离的两条蛇调解与和平
卡德摩斯与哈耳摩尼亚一同变形的夫妻身体改变后依然存续的相伴

蛇为艺术家提供了一种可以化为线条、环圈、边饰或支撑的身体。将两条蛇配成一对,可能性便成倍增加。它们可以彼此相对,交叉一次,打成一个结,或围绕共同的轴线反复交织。人头、冠冕、颈兜、羽毛和斑纹使交织其中的身份仍然可以辨认。

这些物件也赋予蛇对某种行动:它可以陪伴死者、栖居于神庙、环绕献辞、围住手腕、接受致礼,或标示一段历史的起始之地。其所处的环境使这段关系活跃起来。

这正是这一形式经久不衰的成就。两个生命在构成一个形状的同时,仍然清晰可见。交织的蛇身赋予结合一种目光可以追随的结构:在每一次交叉中,差异得以延续,关系得以维系。

关于蛇、祖先与制度之间更广泛的关系,参见 奠基人类世界的蛇。

物件注释 #

全文所列年代指的是所展示的物件或博物馆给出的年代范围。物件、故事和摄影复制品的年代是不同的问题。本次巡览比较一种视觉形式,同时保留各个例子中已确立的关系。

资料来源与延伸阅读 #

各藏品记录和图片来源均在对应插图旁附有链接。 照片的权利按其所注明的规定保留,与文章正文的许可协议相互独立。


  1. 可比较分别保存在 太平御览,卷78和 淮南子,“览冥训”中的女娲创世与补天记载。 不应将这些文本的传承历史等同于阿斯塔那画作的年代。 ↩︎

  2. “塞拉皮斯-阿伽托代蒙”这一复合名称是一个有用的现代学术标签, 而非有文献证实的古代复合崇拜名称。Richard Veymiers 在解释两者图像的重叠之处时, 将阿伽托代蒙与人首的塞拉皮斯蛇区分开来 (2018,第63–65页)。 地方名称很重要:伊西多罗斯的第二首赞歌将同庙神阿伽托斯代蒙称作 索科诺皮斯,并将其与索贝克联系起来。马罗尼亚的婚姻段落有一份 希腊文铭刻记录,第15–20行。 上述四件埃及作品均不需要以画出的荷鲁斯补全。 ↩︎

  3. 博物馆的记载未记录 E097463 所对应的具体仪式及其神圣符号的释读。 相邻展示的织物 E097462 描绘了卡玛和拉蒂;这对恋人的名字属于那块独立的织物。 ↩︎

  4. 伯明翰的目录指出了丹巴拉的名字,并辨认出柱子周围的两条蛇; 对妻子身份的辨认则依据另有文献记载的成对传统,以及被明确辨认的泰勒马克旗。 各来源的拼写不一:Dambala、Danbala、Dambalah 和 Damballah;Ayida Wedo 和 Ayida Wèdo。 ↩︎

  5. Boone 在第41页指出,Seler II 本身并未像相关的绘画史书那样, 明确将9风之主 / 羽蛇神牵涉其中。König 在第141–142页详细阐述了她提出的乔卢拉解读。 同一卷中的其他撰稿者讨论了其他地方性的或概念性的地理解释。 该物件确立了一个以蛇为标记的地点,但并未确立其中两条蛇之间的婚姻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