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瓦尔皮里人的成年礼教导初习者发现一条转换日常话语的规则。
  • 达明语围绕抽象关系重新组织语言,其中包括一个群体是否包含说话者。
  • 沉默、手势、发言权与持续的义务使这些操作成为教育的一部分。
  • 一项认知发现可以通过一种教人如何重新发现它的传统传播。

一名瓦尔皮里初习者听着两个男人说话。一个人的说法很奇怪,另一个人用日常语言解释他的话。交流进行得很快,没有人解释其中的诀窍。

这堂课在初习者的隔离期间继续进行。向语言学家 Ken Hale 描述这一过程的人回忆说,他们花了两到四周才理解它。随后,原理突然明朗了。他们能够听懂那些奇怪的对话,并开始自己说这种话。Hale, 1971, pp. 474–475.

想一想这里传递了什么。初习者听过的话语数量有限。离开时,他却有能力说出无人教过他的话。只有当他能够超越教师的示范时,教师才算取得了成功。

对于一场成年礼而言,这是一个尤其有意思的成果。疼痛可以确立某个场合的重要性。秘密可以区分圈内人。誓言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义务。而在这里,这一制度还改变了受礼者能够有意识地如何运用自己的表征。他获得了沿着一个学会注意到的维度拆解熟悉话语的能力。

我曾提出,男性成年礼有助于传递获得自我意识的方法。这一观点需要一个机制。说人们经历了一场转变,并未说明其中的智力活动。教授的是什么?学习者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一个人的发现如何能成为另一个人可以重复获得的体验?

澳大利亚的两种传统使这些问题变得异常具体。瓦尔皮里人的吉利维里语教授意义的转换。拉迪尔人的达明语则围绕少数几个抽象概念重新组织整套词汇。它们所提出的智力要求,存在于精心设计的安排之中;这些安排规定了谁可以交流、通过何种方式交流,以及与谁交流。

核心成就是获得运用的能力。一个人本来就会说话、分类,也会考虑他人。成年礼使这些活动的某些方面成为可以有意识操纵的对象。它让他能够用自己已经拥有的心智做出新的事情。

袋鼠的反义物 #

瓦尔皮里人生活在澳大利亚中部。他们的仪式语言如今通常写作 Jiliwirri,以语义上的对应物替代日常词语。在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中,坐变成站,地面变成天空,说话者则把自己称为另一个人。Nicholas Evans 将转换后的句子译为:“另一个人正站在天空中。”Evans, 2018.

在理解规则之前,熟悉的词语与场景之间形成了一种陌生的关系。理解规则之后,这种陌生感就变得富有信息量。一个谈论天空的人,可能恰恰是在把注意力引向地面。

但这里有个难题。高的反义词很容易想到。袋鼠的反义物是什么?

吉利维里语可以将分类中相邻的种类配成一对。Hale 举出的例子是袋鼠和岩袋鼠,两种大型袋鼠科动物。这种替换保留了动物身份的大部分特征,同时改变了区分这两种动物的特征。他的论述还涉及具有多个义项的词:相关的对应物会随着特定场合中所指的意义而改变。Hale, 1971, pp. 475–478.

这一细节改变了这项练习的智力性质。如果目标仅仅是说出差异尽可能大的东西,那么袋鼠可以变成雷暴、祖母或一个洞。几乎任何答案都可以。但要形成一个能够据以还原原意的对照,就需要遵循一定的约束。你必须保持足够多的特征不变,让听者能够识别出你改变了哪个维度。

这接近于科学中有效比较的要义。对差异悬殊的事物进行比较,解释力很有限,因为同时改变的东西太多了。受控比较保留一个背景,并以此为参照改变某个因素。瓦尔皮里说话者必须在一句话内部完成这种工作的一个小型版本。哪一种对照能让听者还原所要表达的意思?

答案取决于对世界的共同理解。一个陌生人无法仅凭“用反义方式说话”的指示,推导出合适的动物配对。他需要了解对话者所使用的分类体系。抽象建立在地方性的细节之上。正因为说话者对哪些细节重要达成了一致,抽象才变得有力。

多义性从另一个方向说明了同一点。一个词可以承载多种意义。根据词的声音进行机械替换,有时会选错对应物。为了维持这种反转,说话者必须对当下使用的意义进行操作。他必须区分作为可听到的语言单位的词,与它所承担的语义功能。

这产生了两个同时存在的注意对象。句子仍然指称一个场景,但其内部关系也成为说话者可以处理的对象。他一边使用表征,一边审视它如何进行表征。

教师的安排很适合让这一区别显现出来。两名说话者提供彼此对照的表达;第三人必须推断两者之间的关系。初习者一旦理解,就能自己生成对照的两边。最初在人与人之间展示的操作,变成了一个人可以在自身活动中运用的能力。

最终,学习者能够完成最初由他的教师分担的工作。

学习什么算作沉默 #

在遥远的东北方,卡奔塔利亚湾的莫宁顿岛上,拉迪尔人的成年礼在引入高级仪式词汇之前,先改变了交流方式。

早期阶段包括:初习者在与参与其成年礼的人接触时,必须遵守严格的言语限制,并使用称为 Marlda Kangka 的手势语。David McKnight 在学习一个将拳头置于嘴边的手势时,发现了这项限制有多么严格。他做出向火吹气的手势时,同时对着自己的拳头吹了气。他的教师纠正了他:这算是说话。打响指和拍手则是允许的。McKnight, 1999, pp. 157–158, reproduced in Fleming, 2017, p. 12; 社会范围见 pp. 4–5。

沉默也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掌握。

这个错误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吹气看起来可能更像是在演示一个动作,而不是在说一个词。然而,在这一情境中,界限涉及的是嘴的使用。手可以发出用于交流的声音,而看似无害的一口气却违反了规则。

学习这一区别的人必须将日常交流中捆绑在一起的几件事分开:交流意图、身体动作、声音和约定俗成的许可。交流渠道改变,同一信息仍可保留下来。即使某个渠道并非用于普通说话,它仍然可能受到禁止。

就连索取食物这样基本的请求也被重新组织了。McKnight 描述了一名不能自己提出请求的初习者。一名资深受礼者主动提供食物或水;初习者通过捏询问者的脚趾表示同意。这一程序将发起的主动权交给一个人,将被允许的回应交给另一个人。McKnight, 1999, pp. 23–24, reproduced in Fleming, 2017, p. 16.

这是一种关于偶然性的非凡教育。饥饿仍然存在。另一个人仍然有能力提供帮助。改变的是这项需求得以公开提出并获得回应的途径。初习者必须抑制一种熟悉的行为,并在一种新组织起来的关系中使用替代方式。

在任何人解释抽象范畴之前,这里就已经包含了智力内容。当你必须停止一个习惯性动作时,这个动作就变得可见。当你必须以另一种方式传递信息时,信息便与其通常的载体区分开来。当是否允许你开始交谈由别人控制时,交谈的组织方式便清晰可见。

后来的 warama 阶段与尿道下切术相关,在这一阶段可以使用达明语。它处于早先言语限制之后,这一点很重要。学习者已经在实践中经历了交流与日常有声语言的分离。仪式词汇进入的,是一个以其他方式取代通常表达手段已经成为亲身体验的可能性的世界。

将这一教育视为一个序列,它反复打断一种等同关系:这个想法必须通过这个熟悉的动作表达出来。学习者发现了替代方式,而社会情境仍然要求他们成功交流。

这比退入完全的孤立更具挑战性。其他人不断提出问题。这种训练改变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

说话者成为一个变量 #

达明语最精妙的抽象涉及说话者本人。

普通拉迪尔语有十九种代词形式。达明语将其归为两个基本类别:包含说话者的集合和不包含说话者的集合。大量人称区分围绕单一关系重新组织起来。Hale, 1992, pp. 38–39.

这条规则很容易表述。它的后果则值得逐一推演。

所指的人达明语类别
说话者本人包括说话者
说话者和听话者包括说话者
说话者和几个不在场的人包括说话者
听话者本人不包括说话者
几个不在场的人不包括说话者

这些都是同一规则的示例应用。日常言语中若干常见的区分被归并到一种共同的分析之下。需要更细致的区分时,语境便会提供。

现在让听话者作答。分类的中心随之移动。片刻之前属于被排除集合的人,如今成了其在场与否决定是否被纳入的人。规则保持稳定,居于其中心位置的个人则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代词是思考心智的如此有趣的工具。专名通常在整个对话中跟随同一个人。我则跟随说话行为。每个参与者都可以占据这个位置,也都必须理解其他人占据这个位置的情形。

在《代词不可思议的有效性》中,我提出,人称指称属于意识问题的核心地带。达明语揭示了一种特别有用的关系:进行分类的人,同时也是被分类集合的可能成员之一。

设想按照照片中是否有你,将照片分组。然后把这项任务交给另一个人,由他按照照片中是否有他来给同一批照片分组。照片本身没有任何变化,变化的是组织这些照片的视角。达明语的规则使这种中心的转换成为人称指称的基本要素。

使用普通拉迪尔语的人已经能够处理复杂的关系。他们更为庞大的代词系统证明了这一能力。达明语在智识上的收获,在于习得对这种关系的另一种分析。原本在具体情境中处理的关系,变成了一条可以运用的普遍指令。

瓦尔皮里语系统经由另一条路径达到了类似的分析。Hale表明,吉利维里语将通常表示“其他”的后缀 kari 用作独立表达,以表示五种第一人称形式共有的说话者成分。这些形式涵盖说话者本人,以及包括或不包括听话者的双数或复数组。额外的后缀可以指明数以及是否排除听话者。Hale, 1971, pp. 479–480.

这种仪式语体分离出一个共同成分,并赋予它自身独立的形式。

这远不止于交换两个熟悉的词。日常言语中始终附着于其他材料的一个成分,现在可以独立使用。分布在几个代词中的一种关系,变成了说话者可以用同一个语项表达的东西。

这对自我指称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后果。在这种语体中,通常表达他者性的那个表达却指称说话者。指称自己需要经过习得的转换,进入他者的形式。

这两个传统采取了互补的做法。达明语围绕是否包含说话者来组织指称。吉利维里语则分离出说话者成分,同时通过颠倒来表达它。两者都赋予一种与自我的惯常关系以新的、可以有意识地运用的形式。

澳大利亚中部的第三个传统也做了同样的事。 约在1910年,路德宗传教士卡尔·斯特勒洛记录了一种秘密语言 ankatja kerintja。西阿兰达人的一名入仪少年必须在受割礼后的隔离期间学习这种语言, 并在隔离结束之前与成年男子交谈时使用。他的教师每天反复教他。这种语言给了少年一个指称自己的新词:普通语言中的 jinga, 即“我”,变成 anua。“你”变成 rankaltja,“他”变成 altja。双数形式则由这些部分构成。普通阿兰达语有一个独立的词 ilina 表示“我们两人”;在 秘密语言中,它是 anuarankaltja,即“我—你”。“你们两人”是 rankaltjatnalanga,“他们两人”是 altjatnalanga:人称成分加上表示二的后缀。日常语言中, 说话者融合在一个不可分析的形式里;入仪者的语言则将他抽取出来,使他成为一个可以与其他成分组合的 成分。Strehlow, Die Aranda- und Loritja-Stämme in Zentral-Australien IV.1 (1913), pp. 28 and 32

他们的洛里特亚邻人也这样做。洛里特亚入仪少年在 割礼后独自在荒野中养伤时,会学习一种属于自己的秘密语言。日常语言中表示“我”的 ngaiulu 变成 ngankulu; 表示“你”的 nuntu 变成 ngulu;表示“他”的 paluru 变成 pankuru。他可以用这种语言与 狩猎时遇到的成年男子交谈。看到妇女和儿童时,他会挥动他的大型呼啸器 apuju, 而她们听到这种她们以为是存在者迈乌图的声音后便会逃跑。指称“我”的新词和 神的声音是在同样那几个星期里被赋予少年的。 (Strehlow IV.1, pp. 55–56)

洛里特亚语中的“我”并不是暗语。Ngankulu 是西部 沙漠地区的敬语第一人称,是男子在岳母听得到的场合使用的“我”;这种审慎的言语方式也 用于入仪仪式(W. H. Douglas, in R. M. W. Dixon, The Languages of Australia, 1980, p. 61)。少年学会以在人们必须敬重的人面前说话的方式说“我”。在沃伯顿山脉,约1950年一位名叫恩加云亚的男子去世后,日常使用的 ngayu- 受到针对其名字的禁忌约束,整个社群在大约 十年间都用 nganku- 表示“我”。一个习得的“我”可以变成日常使用的“我”。

新的“我”带有一个 n,这种辅音在世界各地第一人称形式中出现的频率 远远超过偶然所能解释的程度(代词不可思议的有效性)。阿兰达人可能 发明了这些秘密词语,也可能如斯特勒洛所怀疑的那样,“从一个遥远部落的语言中 借用了它们”。同一仪式还将其丘林加交给入仪少年:这是一块神圣的木板,同时也是他的 呼啸器,交付时伴有以下话语:“Dies ist dein Körper, dies ist dein zweites Ich”(“这是你的 身体,这是你的第二个我”)。少年结束隔离时,带着一个指称自己的新词和一个需要保有的 第二自我。(Strehlow II (1908), p. 80)

对于反思性自我意识理论而言,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机制。思考者可以学会将自己置于一个表征之中,同时理解该表征的组织规则。他占据一个视角,也能将它识别为一个视角。

手将细节带回来 #

达明语将这种分析方式扩展到整个词汇系统。大约一百个词干承载着广泛得多的指称范围。它的时间词汇将过去和未来归为一组,视为当下之外的时间。一个能产性前缀 kurri- 可以颠倒词义,例如短与长、轻与重。Hale and Nash, 1997, pp. 248–249.

昨天和明天与时间方向的关系相反。尽管如此,两者都处在现在之外。与代词的情形一样,一个看似复杂的领域可以通过选定一个中心,并考察某一区分的两边各有哪些东西,来重新组织。

词汇量的减少立刻引出一个实际问题。人们仍然需要将某种鱼与其他鱼区分开来。世界并没有为了适应仪式语言而变得简单。

缺失的信息可以转移到另一种媒介中。Evans描述了通过指点明确其所指的方位表达,以及通过手势区分特定鱼类的鱼类通称,这些鱼包括鹦嘴鱼和鳎鱼。影像记录保存了达明语与这些伴随动作一起使用的情形。Evans, 2017, pp. 38–39.

声音提供类别;手提供区分。

这种分工使抽象能够发挥作用。听话者同时接收到一个一般性表达和一个使之具体化的动作。孤立地评判词汇,就会忽略整个交流所承载的信息。这就像因为有人用手指指出地图上的一个地点,而不是说出坐标,便断定地图未能标明该地点。

其他指称则借助共享的故事。Hale和Nash记录了一个通过鹬在彩虹蛇叙事中的角色来指称它的表达,以及一个通过木斧在获取本地蜂蜜时的用途来描述它的表达。具体事物可以通过它们的作用以及人们对它们的了解被识别出来。Hale and Nash, 1997, p. 249.

因此,智识上的要求在于选择。我们共享的知识中,哪一部分能使这种生物或这种工具在此处被识别出来?说话者在压缩的表达与细节丰富的世界之间周旋,依靠听话者完成这一转换。

这里对一种抽象观念作出了有益的纠正:抽象并不意味着不断去除细节,直到所剩无几。富有成效的抽象会重新分配细节。有些细节对于当前目的不再必要。有些保留在语法中。有些转移到手势或语境中。有些则必须保留,因为重要的决定依赖于它们。

达明语的亲属关系类别显示了抽象的止点。Hale解释了为什么这个系统有五个基本术语,尽管看起来可能进一步减少到四个:五个术语保留了首选婚配对象与备选婚配对象之间的区分,涉及再从交表亲和从交表亲。保留下来的这一区分对行动至关重要。Hale, 1992, p. 40.

这是一种有目的的抽象。一个抹去这一区别的整齐体系,在使用它的社会中反而不那么有用。这一成就部分就在于知道何处该止步。

初学者正在学习一种划分经验的方式,同时仍须对那些知道这种划分必须保留什么的人负责。他的语言教育也是一种关于何为相关的教育。

熟悉的口舌可以完成陌生的工作 #

达明语不仅改变词义,也改变语音。它包含吸气音及其他不常见的发音方式。Hale 和 Nash 分析了达明语语音系统的组成部分与普通拉迪尔语之间的系统性关系,同时将观察到的模式与他们提出的解释区分开来。词根改变时,普通语法后缀仍然可用。Hale and Nash, 1997, pp. 254–256.

成年学习者用同一副口舌进入一个允许使用不同形式的体系。一种继承而来的能力具有一些可能性,而他的日常语言通常并不调用这些可能性。

这是人类能力与文化中确立的能力运用方式之间的区别尤其直观的例子。发声器官并不规定其拥有者将说的每一种语言。一种动作可以做出来,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会自发地将它用于同样的交际目的。

词根与后缀的分离同样富有启发性。句子的一部分发生变化,另一部分则使句子保持完整。学习者可以依靠熟悉的语法结构,同时对置于其中的项目进行陌生的操作。

这构成了一个易于处理的智力问题。如果一切同时改变,学习者就几乎没有稳定的立足点来辨认这种转换。保留一个框架,同时改变选定的内容,使这种变化更容易被理解。

语音意识研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区别。José Morais 及其同事要求成年人在一个非词的开头添加或删除一个音。没有读写能力的成年人觉得这些任务很困难;来自相似背景、但已获得一定阅读能力的成年人则能够完成这一操作。流利说话并没有自动赋予人对语音进行这一特定操作的能力。Morais and colleagues, 1979.

令人意外的后续发现来自中国读者。Charles Read 及其同事比较了只识汉字的人与还学过字母转写的人。后者在添加和删除辅音方面表现更好。有些人甚至在失去使用字母系统本身的能力后,仍保留了这种操作技能。Read and colleagues, 1986.

这些研究涉及的是一种特定的语音技能,而且这些组别并非通过随机分配一生所受的教育而形成。它们在这里的价值,在于使某种区别变得具体可见。一个人可以掌握一个运作中的系统,却不具备另一种文化实践可能使人得以对其进行的每一种有意识的操作。

保留下来的技能尤其耐人寻味。一种教学工具可以重新组织某种能力,而这种改变的持续时间比对该工具的掌握更长。一旦学习者掌握了相关单位,这些单位便可以继续供其操作。

达明语为进入这一更广泛的问题提供了一条口语途径。它的使用者不需要字母表,也能参与一种使语言形式变得醒目的传统。智力工具的媒介可以不同。重要的是学习者习得了什么操作。

这也阐明了一种认知启蒙仪式可能教会人什么。它最重要的结果,或许是一种受启蒙者在仪式结束后仍能运用的注意方式。仪式可以淡出视野,而它所培养的一种反思习惯却继续组织着思想。

为什么教导者需要的不只是一句口号 #

为什么要花数周时间演示一个可以用几句话概括的原则?

因为掌握一句关于规则的话,与懂得如何运用该规则,是两种不同的成就。一句口号可以被反复背诵,而它的应用仍然令人费解。困难之处往往在于看出新情境的哪些特征应当使人想到运用这条规则。

Mary Gick 和 Keith Holyoak 用实验生动地展现了这一问题。参与者读到的故事,其解决方案具有共同的结构:若干较弱的力量汇聚于一个目标。随后他们面对一个放射治疗问题:一束强射线在射向肿瘤的途中会损伤健康组织。解决办法是让较弱的射线汇聚。医疗情境掩盖了它与先前故事的关联。Gick and Holyoak, 1983.

在一项实验中,读到两个相关故事的参与者有45%发生了自发迁移,而读到一个相关故事和一个无关故事的参与者中,这一比例为21%。提示使两个比例都提高了。在另一项实验中,给两个类比加上一条明确的原则有显著帮助;此前只对一个类比进行补充的尝试则效果差得多。实验4–5,pp. 21–26.

这项实验为启蒙课程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比较。学习者需要把握的是,在有用的关系保持不变时,哪些东西可以变化。与脱离恰当对照的抽象指令相比,若干具体案例可能更能成功地揭示这一关系。

医疗问题还揭示了第二个困难。你可能已经知道一种解决办法,却没有注意到当前的问题正是它的一个实例。缺少的是一条从新情境通往旧操作的路径。

吉利维里的教导者针对熟悉的言语提供成对的表达。每一次新的话语都可以成为又一个辨认这种转换的机会。初学者必须学会,这些话语是在引导他做什么。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顿悟的时刻能够重新组织此前几周的经历。先前的交流获得了一个共同的结构。原本看似一连串古怪的陈述,如今变成了一组例子。学习者现在理解了它们究竟是什么的例子。

他也能够预期新的情况。一种新遇到的动物或另一种人群分组,都为他已学会辨认的关系提供了新材料。

这一区别对意识很重要,因为一条反思指令同样可能是空洞的,直到有人知道如何执行它。告诉一个人审视一个念头,预设了这个念头已经能够成为审视的对象。告诉他从另一个人的角度看待自己,预设了他能够构建并进入相应的视角。

一种教学传统可以提供中间环节的实践。它可以把工作分配给不同的人,在各种情境中反复进行,并为学习者提供足够多的比较,使他自行发现其中的关系。

课程的智力内容包括使它变得可以理解的路径。

共同体可以构建个人所发现的东西 #

这个故事中有三个时间尺度。

一个共同体发展出一种实践。一种制度组织其传承。一位特定的学习者逐渐理解它。

混淆这些过程,会使意识的文化理论变得不必要地脆弱。如果一位受启蒙者描述了豁然开朗的一刻,这并不要求整个传统也必须在一瞬间出现。如果这一传统经过了世代积累,也不意味着个人的突破是一种幻觉。

Fleming 提出,达明语是在手势交流与发声活动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按照他的重构,一个既有的手势交流系统获得了语音伴随成分,而这些成分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语言功能。这挑战了一种完整的人造语言一蹴而就地被发明出来的图景。Fleming, 2017, sections 4–7.

这一重构将智力上的发明置于一个反复出现的社会情境之中。人们本来就有理由在限制条件下交流。他们已经拥有一个手势系统。声音与手势的新组合可以成为惯例,而使用者也可以发现进一步的可能性。

然而,一旦这种实践存在,新的学习者面对的便是一个有组织的对象。它的历史不必在他的头脑中重演。他可能会领会一种共同体花费很长时间才发展出来的关系。

代数提供了一个日常的比较。数学符号是在一部充满创新的历史中积累起来的。尽管如此,当一个方程变成学生知道如何操作的东西时,他仍可能经历一种突变。代数的历史与代数开始对他变得有意义的时刻,是不同的事件。

我的模因夏娃论证依赖于一个相关的区别:拥有一个具备相应能力的大脑,与掌握使用它的某种特定方式,是不同的。EToC 提出,反思性自我意识通过一项可以在文化中传播的发现而出现。其女性先行的主张涉及人对自身心智的一种特定关系的起源和传播。

澳大利亚的材料有助于明确传承问题。一种文化实践可以作出安排,使一个人发现一种富有成效的关系。学习者依托在接受教导之前就已存在的能力,经历真实的变化。

这一主张最鲜明的版本涉及社会智能的一种新用途。一个能够解读他人的人,获得了一种将这种解读运用于解读者自身的方式。他自己的活动由此可以进入一个已经能够表征活动的系统。

这需要的不只是给自我一个新名字。一个名字可以被反复使用,而使用者能够审视的东西却不发生改变。产生重大后果的变化是一项操作:构建相关视角,并将其对象认作自己的能力。

瓦尔皮里人和拉迪尔人的案例以我们能够描述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相关的操作。初学者学会转换话语、选取对比、重组指称,或将一般类别与具体化的手势相协调。这些都是具体的成就。它们与反思性意识最初发现之间的联系,是我在理论上作出的延伸;民族志并未确定那一发现的时间。

这一延伸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用一种可以教授的智力劳动,取代了一种来历不明的启蒙天赋。传统可以承载示范和关系,使人有可能发现这一操作。

因此,一项突破可以通过输出一种教学程序而传播。

这一表述为相当广泛的文化差异留下了空间。不同的社群可以围绕类似的智力要求安排不同的实践。明确的解释、对话、故事、禁令和反转,都可以创造出使熟悉的活动成为思想对象的契机。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使学习者能够把握某种关系。

领悟属于个人。它的可重复实现则是一项社会成就。

仪式中的学校 #

一种智力实践得以存续,是因为人们有机会运用它。

达明语与持续存在的关系密切相连。Hale记载,在仪式债务偿清之前,人们与参与启蒙仪式者之间使用普通拉迪尔语受到限制。他还指出,一些没有经历高级启蒙仪式的人,包括女性,也会在公开场合使用达明语,或具有被动的达明语知识。理解与获准使用并不完全重合。Hale, 1992, p. 37.

McKnight的记述更具体地说明了使用达明语的权利:给启蒙仪式场地送食物的姻亲姐妹应当使用达明语。知识在仪式中的分配,不能简化为知晓的男性与不知晓的女性之间的简单划分。McKnight, 1999, p. 26, discussed in Fleming, 2017, p. 7.

这些细节很重要,因为它们解释了一套不同寻常的词汇如何能够持续发挥作用。社群提供适当的交谈对象、正当的使用场合,以及选错语域所带来的后果。它为自己所教授的能力创造了需求。

婚姻关系和仪式义务使语言上的区分反复产生实际效力。受启蒙者必须记住谁与自己处于何种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要求何种交流形式。关于表征的教育,在关于社会地位的教育之中持续进行。

这种结合也使这一实践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变得脆弱。它的存续取决于能否接触到有经验的人,以及他们借以施教的那些关系。

Hale描述了传教机构的宿舍如何使拉迪尔儿童与成年人分离,并削弱了启蒙仪式。他还记载了Doug Belcher和拉迪尔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为恢复仪式所做的工作,当时会说达明语的人只剩下约六位。他的记述认为重新发展是可能的。Hale, 1997, p. 89.

这场破坏所触及的,不仅仅是一张不同寻常的词汇表。它破坏了使一个儿童成为有能力且有权使用这些词语之人的那套安排。

词典可以保存形式和意义。重建一种智力教育则需要更多:示范、纠正、练习,以及知道成功的运用是什么样子的人。在手势传递信息的场合,单凭词语只能保存交流的一部分。在说话权利取决于关系的场合,一个孤立的句子无法说明其使用场合。

这就是为什么口头传统值得被视为智力机构。它们的一部分知识存在于命题之中。另一部分则存在于一个人必须与另一个人共同完成的一系列活动中,只有完成这些活动,命题才能派上用场。

即使没有人把学校从仪式中分离出来并另行命名,学校也可以存在于其中。

初学者能够把握自己的思想 #

当我们仔细审视教学时,个人发现与集体传统之间那种熟悉的对立便消解了。

守护者已经理解了这一操作。他们安排一系列实践,使其他人能够从中逐渐理解这一操作。他们的成功造就了一个有能力超越这些实践的人。一项共享的实践产生了一种个人能力。

澳大利亚的例子使这一过程的几个部分变得清晰可见。沉默揭示了信息与其通常媒介之间的分离。反转揭示了意义之间的关系。达明语揭示了丰富词汇中可供运用的抽象概念。它的代词将说话者置于一个分类体系中,而这一体系随着人们交换角色而变化。

每一项练习都使学习者得以接触某种他以前以不同方式使用的东西。言语成为可供转换的材料。社会指称成为可供分析的材料。一项熟悉的行动成为他可以选择、抑制或通过另一种渠道实施的东西。

对EToC而言,决定性的进一步转变是在Déjà You中阐述的那一步:一个能够对人建模的系统学会将自身的运作纳入所建模的事物之中。解释者自身也成为自己能够解释的对象。

这一转变在这里获得了一种看似合理的教育形式。两个人可以先行保持不同视角之间的区分,而第三个人最终将把这些视角协调起来。一条规则可以通过比较显现出来。学习者可以逐渐认识到,一项熟悉的活动是某种更一般事物的一个实例,继而无需等待另一次示范,便能实施这一新操作。

这使启蒙仪式在心智的文化史中具有了明确的作用。它能够保存一项发现所需的条件,包括使这一发现再次发生所需的社会工作。

再来看那位瓦尔皮里初学者。数周以来那些奇怪的对话,如今已变得可以理解。他知道自己的老师们在做什么,他也能做到了。

接着,他说出了一个他们从未教给他的句子。

这一传统所成就的,比在他的记忆中再存入一个句子更为持久。它赋予了他一种方法,使他能够对自己已经会说的句子施加操作。曾经承载他思想的活动,如今已成为他的思想能够把握的对象。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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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Hale, Ken. “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the Human Value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收于“Endangered Languages,” Language 68, no. 1 (1992), pp. 35–41. Original paper. 社会使用:第37页;代词:第38–39页;亲属关系:第40页。
  3. Hale, Ken, and David Nash. “Damin and Lardil Phonotactics.” 收于 Darrell Tryon and Michael Walsh, eds., Boundary Rider: Essays in Honour of Geoffrey O’Grady. Pacific Linguistics C-136, 1997, pp. 247–259. Open-access original. 语义与语法:第248–249页;语音模式:第254–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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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Fleming, Luke. “Artificial Language, Natural History: Speech, Sign, and Sound in the Emergence of Damin.”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56 (2017), pp. 1–18. DOI. Full author-posted text. 从手势交流发展而来的历史过程是Fleming的重构;民族志中的各个事例已在上文分别注明出处。
  6. Evans, Nicholas. “Listening Here: Ngûrrahmalkwonawoniyan.” Humanities Australia 8 (2017), pp. 34–44,尤其是第38–39页。Original issue. 另见“Australia’s Indigenous Wordscape,” UNESCO Chair o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January 15, 2018. Essay.
  7. Morais, José, Luz Cary, Jesús Alegria, and Paul Bertelson. “Does Awareness of Speech as a Sequence of Phones Arise Spontaneously?” Cognition 7 (1979), pp. 323–331. Original abstract and bibliographic record.
  8. Read, Charles, Yun-Fei Zhang, Hong-Yin Nie, and Bao-Qing Ding. “The Ability to Manipulate Speech Sounds Depends on Knowing Alphabetic Writing.” Cognition 24 (1986), pp. 31–44. 原始摘要和书目记录。 由于教育实践发生了变化,各组的年龄也有所不同。本文采用的是任务性质上的区分,而不是将这一比较视为一项随机化的读写能力干预。
  9. Gick, Mary L., and Keith J. Holyoak. “Schema Induction and Analogical Transfer.” Cognitive Psychology 15 (1983), pp. 1–38. 原论文。 文中所报告的迁移结果来自实验 4–5 和表 5–7。
  10. Hale, Ken.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Local Languages to Linguistic Science.” Lingua 100 (1997), pp. 71–89. 存档的作者版本。 关于制度遭到破坏及仪式得以恢复的叙述见第 89 页。